第36章
“脏街”被彻底推平了。我家早已从那一带搬走了。也不知在我家搬走后，子卿家，更准确地说，是子卿他母亲被动迁到哪儿去了。每次我回哈尔滨，总不免向熟悉的人打听子卿母子的下落，却没谁能够向我提供什么详细的情况和具体的地址。渐渐地，我对他们母子的残碎的记忆，也似乎从我的情感世界里一天天逸去了……
前年我回家乡，在一次同学和兵团战友间的聚会中，意外地见到了阔别了二十余年的子卿。那天我本是不愿去的，几乎是被硬拽去的。某些时候，某些人，总是难免被迫地在某种情况下充当陪客的角色，而所陪往往都是“红色”的或“灰色”的“大款”。“红色”的自然是“国字号”的老板们，“灰色”的自然是指近年来的暴发者们。歌星影星，女性者，乃一等甲级陪客，男性者不消说只能算是一等乙级或丙级。官员们乃二等陪客。有老子做官场上的后台自己本身又掌握了处级以上实权的，当属二等甲级陪客。无后台而身为局级，所掌之权又与股票、房地产、外贸等搞活经济相关的，大约该算是二等乙级吧。因为他们往往因无后台而谨小慎微，顾虑重重，所谓前怕狼后怕虎，不那么容易先充当一两次陪客而最终被拖下水。至于什么文化局的教育局的大小官员，往往只配充当二等丙级陪客。我是作家，又多多少少有点儿小名气，当属三等甲级陪客。大概与黑道上的江湖人物或什么经纪人啦、女招待了之类的划归在同一范畴。改革开放了，一切都被“搞活”起来，人的头脑当然也被“搞活”多了。所以，我是常常半情愿半不情愿地充当三等甲级陪客的，并不怎么在乎在人眼里的等级低下。何况，卖文为生，回顾历史，从前的从前，便就是属于“下九流”中的。何况我虽是三等，但毕竟是甲级之类。没有一等甲级或二等甲级在座同为陪客，我常常还是能很快进入角色，找到近乎良好的感觉的。在一等丙级或二等乙级们面前，心理上也并不很觉得自己有多么低下。平起平坐的话往往也是开口就说的。这年头，充当陪客也不能充当得太保守不是？
但那一天我是真的不情愿去，真的几乎是被硬拽去的。那一天我头疼。头疼也不是理由，这才是三等陪客往往面临的尴尬和可悲处。因为你一个三等陪客，你摆的什么架子啊！请你去做陪客，那是看得起你。还拿你当个“三等”看待，你不给面子吗？头疼就不能坚强点儿，忍一忍么？你一个“三等”，你娇贵得什么劲儿呢！再说还有中小学的老同学们和兵团战友们这一层特殊关系哪！
那是在很豪华的地方，自然开的是单间。我去时，做东的“大款”还没到，不能点菜。大家就都耐心地等待，喝茶，喝饮料，互相说些鸟话。同学倒都算是同学，战友倒都算是些战友。但没有同班的同学，都是同校的；也没有同连队的兵团战友，不过是同一个团同一个师的。都是那种想亲也实在亲不大起来，想不亲又唯恐引起对方不满的不尴不尬的关系。已经坐在那儿了，还不晓得做东的姓甚名谁，更不知道让大家恭候的“大款”究竟是“红色”的还是“灰色”的。只明白了一点——同学中有一个是业余画家，想办个人画展，希望“大款”慷慨解囊。充当陪客的角色中，有记者，有位中学校长，有一名文化局文化处的副处长和两位什么科长，还有一名从服装模特队被淘汰下来改行做了公关小姐的女郎，倒是没谁足以对我的心理形成什么压迫感。
他们都称那姗姗来迟的“大款”为“华哥”。
半个多小时后，侍者小姐通报道：“各位，宴请你们的华先生来了！”
于是大家纷纷起立……
一位气宇轩昂、仪表堂堂的“华哥”终于出现。
“华哥”理所当然地往主座一坐，朝大家做了个似乎随便一做的手势：“坐嘛，坐嘛……”
于是大家才纷纷坐下。
我觉得“华哥”那似乎随便一做的手势，分明是正刻意模仿谁。模仿谁呢？寻思了一会儿，暗自得出结论是模仿周总理。周总理出现在我看过的一些纪录影片里和如今拍的电影电视剧中，差不多总是做着那样的手势对客人们说“坐嘛，坐嘛”——手心朝上，左手从胸前朝外划一段弧。
在周总理而言，那是一种十分儒雅，十分亲切，甚至也可以说十分优美的手势。
那位“华哥”做手势用的也是左手。不过因为是刻意模仿的，我暗觉有几分可笑。当时我想，即或有钱了，即或是“大款”了，也不必就认为该学伟人的手势嘛。
他一身名牌，派头很绅士似的。
一个和他半熟不熟的人，向他一一介绍我等。他的目光，一一从大家脸上扫过，自己脸上却不苟言笑，嘴里虚与周旋地吐着些单字和单词：“好，好，高兴，高兴……”
我说他的目光一一从大家脸上扫过，意思是，他对谁都并不多看一会儿，对谁也不例外。就好比在商店里，漫不经心地走到了自己其实一点儿也不感兴趣，更不想买下什么的货品架前，不看一眼白不看，看了也还是不感兴趣。我相信，经他的目光那么一扫，哪一位当时都会觉得自己似乎不是个人，似乎只是个存在于他眼前，由人介绍给他看，企图引起他一星半点儿兴趣的东西。而分明，似乎哪一个东西也未能引起他哪怕一星半点儿的兴趣。
介绍到我时，我故意端起茶杯，低下头，佯装正要喝茶的样子。我可不愿遭他那么扫一眼。就我当时的心理而言，被那么扫一眼，肯定如同被掉在脖颈上的毛毛虫蜇了一下，会使我别扭好几天。
“梁晓声，作家。”
我听到介绍者这么说，他接着介绍我旁边的一位……
“慢！”
我听到“华哥”制止他介绍下去。依然是一个单字，但说得很重视似的，完全不是先前那种虚与周旋的语调。
介绍者以为他没听清楚，又说：“他是位作家。就是，写小说的那种人。”
我仍低着头，呷着茶。我打定主意，走之前就不抬起头来了。而且决定自己暗数三个数后，放下茶杯起身就走，连句告辞的话也不说。我头疼着呢！三等陪客也是需要维护自尊的。否则连三等陪客的自尊岂不都日益地丧失净尽了吗！
“我问他名字！”
语调有些急躁了。
“梁晓声！梁山泊的梁，拂晓的晓，声音的声……”
那介绍者的口吻，听来有些因“失职”而惭愧似的。
我暗想，今天何其荣幸，居然遇到了一位似乎对作家格外垂青的“大款”，而且还是“灰色”的！我的极有限的社交经验，或者干脆说是陪客经验告诉我，“大款”们对作家们通常是不大待见的。在金钱面前，文学不过是印钞票的机器甩下来的边角纸吧？尤其“灰色”的“大款”们，对所谓作家更是嗤之以鼻的。除非他们心血来潮，有了钱还嫌不够，进而还要有名，而作家又心有灵犀，号准了他们的脉，巴结着要替他们著书立传。
我将茶杯一放，站起来瞅着介绍者说：“他没听清就没听清嘛！这种场合，不过是大家凑趣儿的事儿。人一走，茶就凉，何必介绍得那么详细？像宣读什么产品说明书似的。”
我的话使对方红了脸，不停地眨巴着眼睛，神色大窘。
我故意看也不看“华哥”，朝众人一抱拳，用很江湖的口吻说：“诸位行个方便，小弟要先行一步了！”
大家面面相觑，都有几分讪讪的了。
我也不理睬那么多，推开椅子，转身便走。
不料“华哥”大声叫道：“梁作家，你给我站住！”
那语气听来颇有命令的意味儿。
难道这位“华哥”并非对作家有什么好感，而是一位和一切作家有什么仇隙的“灰色”人物？谁得罪了您找谁报复去呀，我又没用笔作践过您，跟我这儿叫的什么板啊！
我不由得站住了。暗暗打定主意，今儿倒要领教领教这位“华哥”的凌人盛气，不就是我不高兴做陪客了吗？看他能不能把我活吞进肚子里去。或者像吃生猛海鲜似的，三下五除二地把我卸巴了！
我身子没动，只朝他扭过头去，盯着他，冷笑地说：“这位华哥，您要把我强行扣押住不成？”
他说：“是的。”说完也站了起来。
大家可就不但都有几分讪讪的，而且都有几分不安了。
这个劝我：“哎哎，怎么也得再坐会儿，再坐会儿，别扫了华哥的兴嘛！”
那个劝他：“华哥，您别急，别急，他有事，就让他先走嘛！少他一个，大家也坐得宽松些！”
已然到了这种似乎很僵的地步，我哪里还肯听劝？
我正色道：“少跟我来这一套！只要老子自己高兴走，谁他妈爱扫兴谁扫兴去！”
“华哥”也不听劝。
他也正色道：“今天谁请客？我！我是主人！是我请你们！你们谁走都成，就他不能走！”
他说时，还隔着餐桌，伸直手臂朝我一指。
我说：“我非要走，你能怎样？”
“华哥”收回手臂，顺势正了正打得很端正的领带结，慢条斯理地说：“那……我也走！今天你走到哪儿，我跟你到哪儿！反正，今天你的时间是属于我了，我的时间嘛，也完全属于你了！”
这不是耍无赖嘛！
他呢，说完却望着我笑。
他一笑，大家一个个也就跟着笑。连表情一度颇为紧张的侍者小姐，也满脸堆下了职业性的随机应变的笑容，一边给大家的酒盅斟酒，一边乜斜着我说：“梁作家，华先生这么诚心诚意地留您，您就坐下呗！”
座中那位由服装模特改行为公关小姐的女陪客，也港腔港调地说：“梁作家，连侍者小姐都觉得您过分了吧？别耍小孩子脾气了，快坐下吧！您是不了解，人家华哥这个人，其实是金属元宵，外冷内热！”
我瞪她一眼，心想你他妈倒挺会说话儿的！好像你很了解那小子似的。可方才你和别人攀谈时，我明明听你自己亲口说的，以前也不认识那小子嘛！
“华哥”这时已推开椅子，走到了我面前。
他问：“你不认识我？”
我注视他，摇头。
此前我没在任何地方见过这么一位衣冠楚楚，“包装”一流的“灰色”大款。
“世途旦复旦，人情玄又玄啊！”
“华哥”咬文嚼字地望着我说了这么两句，还深长地叹了一口气，缓缓地背转身去。
仿佛他挺感伤的。也许七分是真的，三分却是做戏。
座中就有二人拍手道：“好诗好诗！非情感中人，岂能脱口即出这等忧郁的诗句！”
“人家华哥是名副其实的儒商嘛！”
“华哥”猛地又来了个向后转，郑重地问：“梁作家，你没把‘脏街’也忘了吧？还有那个小人书铺，当年被‘脏街’上的两个穷孩子叫作他们的‘三味书屋’……”
“子……卿？”
我问得一点儿把握也没有，与其说是问他，莫如说是在问我自己。问我自己那部分关于“脏街”和关于那个当年一心做大学梦的孩子、少年和青年的破碎的回忆。然而那部分回忆毕竟已是太破碎了，且被积压在以后的种种记忆储存的下边……
他，微笑了。
“子卿！”
他的微笑明确地告诉我，他正是子卿。
我头脑中那些破碎的回忆，渐渐往一起拼凑，渐渐复合为一个依稀的形象。然而那依稀的形象，却怎么也不能与眼前这位“华哥”相重叠。我觉得，当年的子卿，和眼前这位“华哥”，分明是两篇内容截然不同的小说里的人物，硬使他们成为同一个人物，未免太荒诞、太离奇了。尽管我已经很肯定地又叫出了他的名字。
他一下子拥抱住了我，一只手在我背上不停地轻拍着，连连说：“二十多年了，二十多年了，都是四十多岁的人了，也难怪坐在对面都认不出来！”
他的头和我的头交错并在一起，下巴抵在我肩上。他的话说完了，手还在我背上不停地轻拍着，轻拍着……
我完全信任了他当时的激动。
我内心里也激动起来。
曾经有许多许多次，我想象过我们相逢时的情形，以及自己怎样激动的心情状态。但直至那一天，直至那时我才明白，其实人真实的激动，并不像每个人预想的那么容易在自己心里发生。与人惯常的笑脸相比，它发生的条件要微妙得多，发生的契机也要被动得多。当我们觉得我们的心激动起来了的时候，那实际上意味着，我们是感到对方的心首先向我们传递出了一种激动，我们的心立刻呼应了而已。我终于认出子卿的那一瞬间，子卿真诚地紧紧地拥抱住我之前，我内心里并没有涌起任何激动的波纹。我只是感到意外，感到惊诧，感到被现实生活里的太戏剧性的偶然所刺激。这一种情形，我的意思是说，当时我内心里的状态，和我的许多次想象是很不同的。
我眼眶湿润了。
子卿他因为又见到了我而激动万分，我则更是被他的激动而感动。
“诸位，诸位，此时不干，更待何时？来来来，共同举杯，为华哥和梁作家老友重逢助兴呀！”
于是众人纷纷举杯。
我和子卿也各自擎杯在手，互撞一下，他凝视我，我凝视他，都一饮而尽。
我见子卿的眼眶也湿了。
他和那位副处长换了座位，坐到了我身旁。而那位由服装模特改行做公关小姐的漂亮女郎，也趁机和别人换了座位，坐到了子卿身旁。
她刚落座，子卿拍着我的肩对她说：“晓声今天是我最尊贵的客人，我希望你坐在他旁边，席间替我多关照他点儿。”
她十分乐意地又换到了我旁边，左一扭头，右一扭头，笑盈盈地故作小女孩儿状地说：“今天我结识了华哥，又结识了你——华哥从前的朋友……”
“华哥”，不，子卿打断她的话，纠正道：“不仅是从前的朋友，也是内心里永恒的朋友。”并问我，“晓声，可不可以这样讲——你是另一个我，至少是另一半儿我？”
我矜持地点点头说：“当然可以。”
一个人在某种场合之下，忽然由一个三等陪客的角色（尽管是三等甲级），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喧宾夺主、仿佛备受呵护的人物，不会矜持也矜持了。而且，我当时心里真是好感动，仿佛又找到了从前我和子卿之间某种关系的感觉。那感觉中的很主要也很重要的一种成分便是——有时他呵护着我，有时我呵护着他。我们原本是相互呵护着长大的两个“脏街”上的穷孩子啊！我暗暗惊异子卿的话。我以为，只不过我自己常觉得他是另一个我，至少是另一半儿我，替我在这个世界上，在芸芸众生中，在不同的地方，体验着不同的经历，追求着不同的东西，也就是我无法依赖什么分身术去追求的东西，并为这种追求承受打击和挫折——没想到他也正是这样看待我的！
我说：“子卿，你说出了我早想对你说的话。”
子卿抓起我的手，紧攥了一下。
公关小姐的话没说完，这时又看出其实没谁对她的话感兴趣，很识相，不再接着说下去，只是自言自语着：“今天是我的好日子，我太高兴了，太高兴了……”
她是位鲜艳的小姐。我的意思是，她的衣服很鲜艳。她那张脸更鲜艳，红是红，黛是黛，蓝是蓝，粉是粉。她的脸化的可谓是浓妆了。两眼周围涂的是淡蓝色的眼影。如果远看，别人肯定会错以为她戴着一副镜片是淡蓝色的眼镜。化那么一次妆大概是很需要花费些时间的，也必定得很讲“认真”二字。如今的某些小姐们，仿佛都在人生大舞台和台上的小世界之间轮番赶场演戏似的。所以你看着她们不由得不产生这样的想法——她们的脸其实是永远不必卸妆的。也就不至于因为她们在现实生活中也像在戏剧舞台上似的把脸弄得那么鲜艳夺目而友邦惊诧了。你就会见怪不怪，习以为常。她脸上的浓妆使我无法判断她的年龄，但估计总不至于超过二十五岁就是了。她倒并不轻佻，而且已是在竭力地表现出稳重劲儿。但是我觉得稳重对她反而使人感到别扭，还莫如干脆轻佻。可看她的一举手一投足，一颦一笑，似乎又彻底轻佻不了。好像在“傍大款”这条道上刚开始实习，好像一时还找不大到“跟着感觉走，紧拉住款爷的手”那种窍门儿，甚至好像时刻准备虚心地接受“行家”的批评指正似的。总之我倒也不讨厌她，不过觉得她轻佻又轻佻不起来，装稳重又装得不到家，还有点儿傻兮兮的，有点儿怪值得同情的。
我坐在这样一位女郎和子卿之间，一边有友情呵护着，一边有色情殷勤着，宛如红烟舒其左，紫气罩其右，竟不禁受宠若惊起来。
此时一道道美味佳肴上来了。
子卿擎起杯说：“咱们开始吧，今天我格外高兴，愿意陪诸位尽兴。不过有言在先，晓声没酒量，大家不要勉强他！”
众人都点头道：“一定一定。”
公关小姐还将红唇贴近我耳，悄语道：“放心，有我为你保驾。”
她说完，我下意识地用手搓了搓耳朵。我觉得她的红唇说话时似乎已贴上我的耳朵了，怕留下鲜红的唇迹，而自己浑然不晓，在别处使人发现了而对我“刮目相看”。
酒过三巡，把我硬拽来的人对我说：“请你来，你今天还不想来。真不来，能与华哥久别重逢吗？为了这一点，你该不该干一杯？”
大家都七言八语地替我说“应该应该”。
子卿也说：“人家‘出师有名’，那你就舍命陪君子一次吧！”
我说：“好！”
于是我与子卿撞了撞杯，举杯向众人一一致意，一饮而尽。
满满一杯啤酒饮下，觉得口中甜滋滋的。正纳闷儿，公关小姐暗扯了我一下。我看她一眼，她冲我狡黠地一笑，我才明白：不知何时，她已将我的酒兑入了大半杯饮料。
我很是感激，对她的印象顿时好起来。
“华……先生，能否……透露一下，您现如今，究竟……究竟到了……先富起来的一部……分……那个中国……中国人中的……哪……哪个档次……”
有人一边不停打酒嗝儿，一边向子卿探身发问。那是个贪杯的，自斟自饮的，已经比大家多喝了三四杯，脸也红了，话也不利落了。
子卿正剥虾，眼睛瞧着手中的虾，微笑不语。他并不像某些做东道主的人，对宾客们的一切话题似乎都积极参与，担心自己对谁的话题表示漠然就意味着漠视了谁的存在似的。他仿佛对谁的话题都相当漠然，都缺少积极参与的兴致和情绪。他只偶尔对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插问一两句，或者根本不问，只不过注意听听。他的兴致和情绪，仿佛不在任何话题方面，只在吃上。我见他吃什么都津津有味，一副大快朵颐的样子。也不谦让，该下手，则挽挽袖子下手。看得出他尤爱吃虾。侍者小姐已经给他换过两次小碟儿了，第三个小碟儿又堆满了虾壳。
公关小姐看了子卿一眼，用筷子指点着那个发问者责怪：“你怎么不该问的也问？这属于隐私你懂不懂？华哥是不？”
子卿仍微笑不语。他细心地从壳中近乎完整地剥出一个虾的肉体，两根指头拎着虾尾，这面儿蘸蘸汁料，那面蘸蘸汁料，拎起来，仰着脸，手指一松，虾掉入口中。他嚼得也很细。嘴里嚼着，手里又剥着另一只。一只虾能在口中嚼上半分钟才咽进肚里。但因是手和口的“流水作业”，并不影响“消费速度”，正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
我观看着他剥虾时和吃虾时的样子，不由得就回忆起了当年他怎样将臭豆腐抹在掰开的馒头之间夹着吃的情形。用今天的比喻，那可称作“臭豆腐三明治”吧。
虾之后上了一道鱼。
侍者小姐说，是鲤鱼。十几分钟前还在水箱里游来着。至于那种做的名堂该怎么叫，我没在意听。
公关小姐为我夹了一片儿鱼尾部分的肉。她说会吃鱼的，不是专吃鱼脊部分的肉，而应专吃鱼尾部分的肉。说鱼在水里游动时，全靠鱼尾一摆一摆的。鱼尾好比鸡翅或鸽翅，活时细胞是最旺盛的，死后营养当然也是最丰富的。
她还要给子卿夹。
子卿却止住了她，说他不爱吃鱼，吃腻了，吃到嘴里味同嚼蜡，再高明的厨师以再高明的烹调技术做的鱼，也是引不起他食欲的。
我不由得又回忆起了当年我怎样为他母亲和我母亲买了两条鲫鱼的往事。也不知那两条鲫鱼当年在我家的盆里和他家的桶里继续活了多久？更不知道它们死后，我们的母亲们是怎么做了吃的？当年每人每月只有三两油。我们下乡后，我家和他家一样，实际上只剩我们的母亲们一口人了。三两油，不能一次都做鱼用了，大概也只有清炖吧！
子卿用臂肘碰了碰我，问我在想什么。
我笑笑，自然说没想什么。
他竟认真起来，说你明明在想什么嘛！快从实招来！
而当时我的想法是转得很快的。倏忽又从鱼转到了诗，想起了杜甫在《佳人》一诗中的名句——“世情恶衰竭，万事随转烛。”
但我说出口的却不是这两句，是另外两句，是李贺《嘲少年》中的两句——“少年安得常少年，海波尚变为桑田。”并且解释，少年时的子卿好比海波，今日之子卿好比桑田，我为海波变桑田感慨万端也喜悦万端。
于是大家又都鼓掌，又都说些虚伪得仿佛真诚的凑趣儿的话。
我想我也该问子卿些什么了，就问大家为什么都叫他“华哥”。说如果大家一开始都叫他“子卿”，我也不至于当面认不出他，还对他那么不友好。
子卿便笑了，指指硬拽我来的人，说：“你替我回答吧！”
对方则卖起关子来，不正面回答，却先问我：“看过美国电影《费城的故事》没有？”
我想了想，说看过的。
“你记得这部影片的男主角是谁吗？”
我又想了想，摇头承认自己记不得了。
他说：“詹姆斯·史都华嘛！获第十三届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奖。此后三次获该项奖的提名。一生拍了近百部影片。一九八〇年获奥斯卡终身成就奖。一九八四年获奥斯卡五十七届特别荣誉奖……”
听完他的话，我说我还是不大明白。
“还不明白？子卿他像詹姆斯·史都华嘛！”
我不禁地转脸端详子卿。尽管我实在是回忆不起詹姆斯·史都华的大明星异彩了，却不得不暗自承认，四十三岁的子卿，比我印象中的少年子卿和青年子卿，更英俊有加，风度有加，气质有加了。与当年相比，眼前的子卿，又增添了一种中年男子的成熟魅力。有钱而相貌平庸甚至其貌不扬、其貌丑陋、其貌猥琐的男子，我见得多了，相貌堂堂、一表人才却收入低微、囊中羞涩甚至属于“无产阶级”甚至就是穷光蛋一个的男子，我也见得多了。但又是“大款”又英俊又风度翩翩、气质不凡的男子，除了某些男歌星和男影星而外，子卿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当然我指的是二十余年后的子卿。
我心里就又生出酸溜溜的嫉妒来。
我言不由衷地说：“那，我是不是今后也该改口叫‘华哥’了啊？”
子卿笑道：“别跟他们学，你还是叫我子卿好。”
他又对着那个贪杯的人说：“你方才不是问我有多少钱吗？其实我如今也没多少钱，不过才二百多万而已。”
于是大家就都“哇”！
有的说，二百多万还“而已”呀？那别人不是就只有而已而已了吗？
有的说，全哈尔滨市有二百多万人，挨个儿统计能统计出几个来？肯定二十个都不到！
自然也就由此抱怨开了哈尔滨经济发展的落后。仿佛大家都没有二百多万，皆因哈尔滨这座城市影响的。
接着那位记者讲了个幽默的“段子”：
上帝的信徒问上帝：“对您而言，一万年等于多久？”
上帝回答：“等于一秒钟。”
信徒又问：“那么一百万等于多少钱呢？”
上帝回答：“等于一文钱。”
信徒就乞求道：“万能的上帝啊，可怜可怜我这个穷光蛋，赐给我你说的那样的一文钱吧！”
上帝慈祥地回答：“完全可以。一秒钟之后我就赐给你。”
按说，这个“段子”还是挺具有幽默性的。在座的诸人，也都不乏起码的幽默感。
可是不知为什么，谁也没笑。分明地，谁都是想笑笑的，却有些笑不起来似的。大家一时都默然无声，气氛就不免有点儿压抑。
我也没笑。我也想笑。哪怕仅仅出于礼貌，或证明自己具有起码的幽默感，我觉得我也是该笑笑的。但我也是实在笑不大起来。我暗骂上帝的回答真是太王八蛋了！
公关小姐悄言悄语地说：“这个笑话不好……”
子卿似乎敏感觉察到了什么，就举起杯说：“我是无神论者。自从毛主席他老人家仙逝了，我就是无神论者了。所以我不相信上帝的存在。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是自己的上帝，都应该按照自己的时间观念和金钱观念，去为自己最终获得等于一百万的一文钱或几文钱而奋斗！赞同我这番无神论者宣言的，陪我干了这一杯！”
大家就都说子卿说得好，符合改革精神，于是都举杯，都一饮而尽，脸上也都开始现出了红红的酒晕。
我也不例外，一饮而尽。顿时头重身轻起来。
子卿放下杯，又说：“现在，许多像我这样的，被诸位称为‘大款’或‘款爷’的人，都会说他们的发迹，受惠于什么改革政策。我也不能不承认这一点。但我更想坦率地告诉诸位，我翟子卿有今天，首先是受惠于我的老母亲，其次才是受惠于什么改革政策。没有她老人家十年间为我积蓄下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钱，使我在返城后可以有本儿做小生意，岂有我翟子卿的今天！那我这辈子可能就彻底完了，会比你们诸位更不如，会和马路上千千万万每天蹬着破自行车上班下班，每月只开一百多元工资的工人们是一个下场！如果当年再分在一个效益不好的单位，如今黄又黄不了，转产又转不了，开百分之六七十甚至百分之三四十的工资，那我就连自己的老娘都没法儿赡养了！”
子卿说得竟有些愤愤然起来，仿佛他已然落到了没法儿赡养自己老娘的地步似的。
那位记者立刻接言道：“那是那是！华哥是一番肺腑之言啊！伟大的巴尔扎克曾说过，‘母爱在女人心中是一件简单、自然、丰硕，永远不衰竭的东西，就像人生命的一大要素’。”
有人郑重其事地倡议：“为华哥老母亲的健康长寿干杯！”
于是大家又纷纷举杯，纷纷郑重其事地嚷嚷：
“母爱万岁！”
“穷人的母亲们万岁！”
子卿竖起了一只手掌，众人才肃静。
子卿用筷子轻轻敲击着小碗的边沿儿，吟唱了起来：“母兮生我，母兮鞠我，出入腹我，哺我养我，顾我怜我，育我抚我。哀哀慈母，生我劬劳……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子卿表情宛若圣徒。
众人表情亦皆肃然、穆然，有的似乎还有几分凄然。也不知是真的心灵感动了，还是那种场合的惯常表演。
我则回忆起了当年我是怎样千里迢迢地，将子卿母亲为他做的一条厚厚的，比一床被子还重的棉裤捎给他时的情形。
他当年曾将脸深深地埋在棉裤上，无声地哭泣。
我眼前仿佛出现了“脏街”……
出现了一匹瘦骨嶙峋的老马吃力地拉着一辆泔水车，缓缓行进在“脏街”坑洼不平的颓房矮屋之间……
出现了两个少年将裤筒高高挽起，赤着双脚，在大雨天共披一块破油布去上学的背影……
还仿佛听到了赶泔水车的老人催促人们倒泔水的木梆声——梆、梆、梆……
由远及近地传来着，传来着……
再高潮起伏的宴席，其实也不过是生活里的转场时的过渡情节。而赴宴者，东道主也罢，宾客也罢，陪客也罢，进入角色不久，便都想摆脱那一情节的了。因为不言而喻，没谁愿意在冗长的情节里长时间地扮演乏味的角色。
剩了一餐桌菜肴，大家一个个却面面相觑，仿佛再搜肠刮肚也制造不出话题了。
子卿说：“怎么样？就到这儿吧？”
我说：“就到这儿吧。”
于是我随子卿首先站起……
硬拽我来的人这时嗫嗫嚅嚅地说：“华……华哥，那件事儿，我是指，您那点儿小意思……带……带来没有？若带来了……”
他脸上强作出卑恭的笑样，向子卿半缩半伸地展示着一只手。那是介乎于乞讨和自尊之间的，往往也最容易遭致对方轻蔑的手势，比街头乞丐讨小钱时的手势还要猥琐。因为乞丐们讨小钱时一般情况之下都是将自尊丢开不顾的。所以同一种手势在乞丐们做来也就坦然多于羞惭，仿佛在向人无言地声明——爱给不给，不给拉倒。这就照顾到了面对这种手势的人的心理，使他们有较充分的余地在给和不给之间进行选择。决定不给似乎也能决定得心安理得。而当时他的手势传达出的却是另一种潜台词——千万别拒绝啊！千万得给点儿啊！多多少少您总得给点儿，我可是极有自尊的人呢，您不可以伤害我的自尊心，不可以让我白伸一次手的。
我对他顿时大动恻隐之心。我本想说句能够影响子卿给予的话，他，不仅他，还有那位文化局文化处的副处长，那位记者，那位公关小姐，总之差不多他们全体，都在向我投注着求援的目光。席散了，我居然还没搞清楚需要资助办画展的究竟是哪一位，因为席间根本就没谁谈过什么画不画的。也许正是他。也许并不是他。他是在为朋友“两肋插刀”，发扬见困难就上的精神。
当时我忽然明白了，人们希望某“大款”掏腰包的时候，为什么总是要安排在某豪华的地方“撮一顿”——大概因为只有在半醉不醉的情况下，行乞的人才有勇气当众最后一次开口最后一次伸手吧？成败完全在此一举，他们的企图如果还是受挫了，肯定相当于一次心理方面的非死亡性车祸，不好好儿地将养几个月，是不会再鼓起一股勇气的吧？
我虽然对他们暗抱几分恻隐之心，却并没有对子卿说什么也许会具有影响力的话。我近乎残忍地将脸转向了一旁，目光望着别处。如果子卿仍是二十多年前的子卿，我肯定会充满爱心大发慈悲的。可我毕竟与子卿分离了二十多年了。那一天毕竟是我们二十余年后见到的第一面。我还根本不了解子卿已经变成了怎样的一个人。我对自己的话究竟能否影响子卿已毫无把握，毫无信心。我可不愿使自己也无形中做了他们的窘状的搭配品……
“哦，那事儿呀，我差点儿忘了……”子卿说时，将一只手伸入西服衣襟内，掏出一个信封来。子卿拿着那信封，轻轻往另一只手的手心上拍着。
他们的目光都盯着他手中的信封。
子卿一笑，又说：“今天要是你们请我，我也许还忘不了。可是我请你们，所以呢，差点儿就忘了。幸亏你提醒啊……”
子卿说罢，就将信封朝向他半缩半伸地展示着一只手的人抛过去……
他没接住，他身旁的一位替他接住了。
于是他们互相瞧着，都吞了一颗定心丸似的，都暗舒了一口气似的，都互相庆幸地笑了。
子卿一转身，将手臂从背后搭在我肩上，命令似的说：“到我家去，跟我走。我母亲见了你不知会多高兴呢！”
他已经不再像当年一样，对我提到他母亲时说是“我娘”了。
我暗想，大变革的时代，它改变一个人真如儿戏似的。所以才有人企盼更大的变革，有人拒绝更大的变革，有人拥护它，有人反对它吧？
离开餐厅前，我去了一次厕所。
在我身后跟进两个人，我听他们说：
“真他妈的小气，才给三千！”
“唉，三千也是人家白给的啊！比起来，他不是强于那些一毛不拔的嘛！”
“依我，这三千元扔他脸上去！三千够他妈干什么的？”
“老兄，这口气可治不得的啊！”
我听出了是那位记者和那位文化局文化处的副处长。怕他们尴尬，我解完手，低着头往外走。
但他们还是发现了我，当然也就尴尬起来了。
其中一个讪讪地说了句废话：“你也解手哇？”
我同样回答了句废话：“对，我也解手。”
子卿站在饭店门外的台阶上等我，很斯文地吸着烟。
从前不吸烟的他，曾对我发誓永远不沾烟酒的他，现在竟是烟也吸酒也饮了，而且还是个烟必“万宝路”“红塔山”，酒必“茅台”“威士忌”的人了……
我对他说我头还在疼，希望改天再去他家看望他母亲。
他倒挺体恤我的，一点儿也不勉强了，说那就改天吧。
他给了我一张名片，印制很精美，散发着淡淡的香味儿。是质地极软极薄，被叫作“撕不烂”的那一种。上边没有单位，没有职务，更没有头衔，只有他的名字“翟子卿”三个字，而且落款是手书体的。我一看便知，那是他自己的笔画隽逸的手书体。他的字迹更帅了，和他这个人相互衬托……
我欣赏片刻，不禁又上上下下欣赏它的主人。如同对着一面别人看不到的镜子欣赏我自己，并想象着他就是我自己，另一个我自己。英俊的风度翩翩的气质不凡的我自己，而非相貌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我自己。是“大款”而非作家的我自己。想象着在什么条件之下，我和他，也就是另一个我自己美妙地复合在一起多好。
子卿问：“你干吗这么打量我？”
我说：“直到现在我仍有点儿怀疑你不是你！”
子卿又问：“那我是谁呢？”
我笑了，说：“是啊，你是谁呢？”
子卿也笑了。他把名片从我手中又要过去，在背面另写了一处住址和一个电话号码。他说他现在是狡兔三窟。印在正面的那地方，并不常去住，是应付一般人的虚址，那儿的电话也是永远没人接的。他很有苦衷地解释，没法子，贫贱亲戚离，富贵他人合，什么人都免不了接触，不得不对自己实行掩护措施。说我们关系非同一般，当然要给我留下能找得到他的住址和电话号码。
实在地讲，对于我，他确实已是一个陌生人了。不知为什么，我隐隐感到，他身上的皮尔·卡丹，他脚上的耐克，他胸前的金利来，以及领带上的纯金领带夹和指上的钻戒，更加上他那二百多万，像某些具有杀伤放射性的物质，使我不能像以前那样亲昵地接近他了。我对任何发生变化的东西总是格外敏感。哪怕是自己的手，如果忽然一天我觉得它变了，变得不像我的手了，变得使我感到别扭了，尽管不至于产生要求外科医生替我动一次手术切除它的荒唐念头，却会经常提醒我自己，尽量不再用那一只手抚摩我的脸，或我身体的裸露部位。但是我看出子卿的邀请是真诚的，起码在很大程度上是真诚的，至少在我的心理可以接受的程度上是真诚的。于是我答应第二天到他家去。我相信他的话——他老母亲挺想我的，常念叨我。而我也挺想她老人家的……
第二天，我按照他留给我的地址，找到了他家。他和他老母亲，住着四室一厅，面积大约百平方米。即使在北京，除了某些老资格的司局级干部，某些走红的歌星影星，某些成功的经商者，或某些收入很值得怀疑的人，两口之家能住上四室一厅，那绝对是寻常人望洋兴叹的事。而在住房情况普遍拥挤的哈尔滨，占有如此宽绰的居住空间，仅凭这一点，也就够贵族化的了。室内的装修自然是很考究的，家具不消说也皆是高档的。何况，他还另有两处住房。我内心里又暗生一缕嫉妒。我想，我本是不应该嫉妒他的。在这个世界上我嫉妒谁都可以，就是不应该嫉妒子卿。我怎么可以嫉妒和我一起在“脏街”上长大，从小情同手足，一块儿从小学考入重点中学，又一块儿下乡，白天一块儿干活，晚上被褥紧挨着被褥睡了五六年的子卿呢？难道我竟不希望他和他的老母亲生活得比我好吗？然而我拿自己毫无办法。尽管我明明知道嫉妒是一种丑恶的心理，尽管我们受的全部文明教育和传统家教，激烈地反对我对小时候的朋友产生嫉妒，但我还是真真实实地嫉妒着。似乎只有嫉妒才使我清楚——我是我，子卿是子卿。他并不是什么另一个我，或者另一半儿我，他只是他自己。当他在他家里脱下皮尔·卡丹和耐克的时候，我是不能穿上就走，像穿上自己的衣服自己的鞋一样，像从自己的家里走出去似的。我也不可以当他摘下他的名贵手表和钻戒时，自己拿起来就戴上，像戴自己的一样。而小的时候，我们却是可以互相用对方的东西的。看来只有破烂的东西才具有共有性吧？而值钱的东西则具有属权性。正是这种属权性，使人不能亲密如旧吧？更不消说他那二百余万我是无权支配的了。我想起了一首流行歌里唱的一句——“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我就真为你祝福。”难道事实上人们都很难承受别人比自己过得好的心理压力？这一种心理压力仿佛意味着，别人过得比你好就是对你的冒犯和侵犯似的。而嫉妒他妈的又总是从对自己身边的人，往往是和自己关系最亲密的人开始的。有谁嫉妒过日本天皇继承人或英国王储呢？可是许许多多的人都曾嫉妒过自己的同学、战友、同事、朋友、邻居，甚至亲兄弟。在子卿家里，我当时对子卿的嫉妒是那么强烈，以至于使我想立刻从他家里逃掉。
幸而他老母亲对我很亲热。老人家拉住我手不放松，说起来没完没了。絮絮叨叨的都是我和子卿小时候的事，或我们那条“脏街”上的故人往事。老人家尤其充满感情地讲到我当年替子卿给她买了一条鱼的事。我纠正她说那并不是一条活鲤鱼，只不过是一条活鲫鱼罢了。而老人坚持说那当然是一条活鲤鱼，肯定是一条活鲤鱼。我也就乐得顺水推舟，承认是自己记性太差，是自己记错了。我望着老人那张血色充盈的脸，觉得她所絮叨的，和我因此所回忆起的，都只不过是一些破碎的，东一片儿西一片儿莫须有的梦片儿。或者用老母亲们的说法，可听作是一些旧梦的破“补衬”。我觉得，毕竟，我和老人家之间，仍能共织某种亲密与某种温馨。而子卿分明对我和他母亲的回忆不感兴趣。他吸着烟，坐在我和他母亲对面，似听非听地望着我和他老母亲矜持地微笑。
我说：“大娘，您终于享福了，我真替您老高兴啊！”
老人家说：“享什么福啊！”
我说：“瞧您现在住的，穿的，还不享福啊？”
当时正是七月中旬，哈尔滨最热的日子。老人家身上穿的，是在哈尔滨刚时兴起来的，从韩国进口的一种绸料做的褂子和裤子。褂子是白底儿碎蓝花儿的，裤子是黑底儿碎紫花儿的。哈尔滨人管那叫“凉快纱”或“高丽绸”。老人家手里还扇着折扇，指上也戴着闪闪发光的戒指。如果拍电影拍电视剧的要找一位扮演旧社会富家老太太的群众角色，老人家当时的自我感觉和样子是最适合不过的了。我不禁又回想起当年，我的母亲和子卿的母亲，是没有摸过一把折扇的。实在酷热难当的日子里，她们就用捡的纸板儿做一柄勉强可以叫作扇子的东西扇。我们两家连用的蝇拍也是纸板儿做的，尽管当年买一个蝇拍不过才一毛钱。
老人家听了我的话，收了折扇，用它指着子卿谴责地说：“可子卿整天整月地不着家，我像根本没他这么个儿子似的，叫享福啊？我不在乎住得多么好，穿得多么好，吃得多么好，在乎儿子心里究竟有没有我。子卿他变了，他心里开始没有我这个娘了……”
我笑着望向子卿。
子卿说：“娘，还让我心里怎么有您呀？我成年成月地在外边，又不是学放荡，是为了……”
子卿没把话说完，接电话去了。
他接完电话回到客厅，他母亲用折扇指着他继续数落道：“你想说是为了挣钱对不？钱，钱，钱，你心里整天琢磨的就是钱！儿啊，钱这东西，挣多少才是多呢？你想成资本家？”
子卿说：“娘，您不清楚现在的生活水准，也不清楚现在的消费水准，尽说些抬杠的话。就我苦心积累那点儿钱，只能说是刚脱贫，不抓紧再挣行吗？不用太久，一二十年后，准就显出咱们穷了！到那时光穷我自己呀？您不是也得跟我受穷吗？”
老人家张张嘴，一时竟没说出话来。
我朝子卿要了一支烟，吸过两口后，尽量用一种客观而公正的口吻说：“子卿，你这就有些不实事求是了。如果你也算刚脱贫，那我不就得强调自己是穷人了吗？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中国人，不就是等于还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该唱《国际歌》了吗？”
子卿又笑了，不回答我的话，却冲他母亲说：“娘，我不骗您。在北方，在咱们这座城市，眼下确实还不太会有人笑话咱们穷。可要是在南方，要是在沿海一带的某些地方，我这样的人，那就得整天因为穷而自卑了……”
他母亲愤愤地打断了他的话：“别说了，别说了，越说我越不爱听！张口就是南方南方，我不信同是中国，南方就遍地金银！南方再好，你南方还有个亲娘啊？就算南方个顶个都是大阔佬，个顶个都富得钱从裤筒往地上掉，你不去又怎么样？难道南方人还会跑到北方来笑话你穷？”
老人家又问我：“晓声，南方是他说的那样吗？”
我说：“不是啊，大娘。在南方，很有钱的人也是极少数。哪儿像他说的那样，他尽胡说！”
老人家接着问：“我也不信一二十年后，咱们中国，就会从地球上原先差不多最穷的一个国家，变成了地球上最富最富的一个国家，富得连我们现在过这种日子，都算过不下去的穷日子了！”
我说：“大娘啊，我也不相信的。这样想纯粹是自欺欺人，纯粹是一种梦想。”
老人家双手一拍，极为赞同地说：“你的话大娘爱听！听了不来气！连早年‘脏街’上那种穷日子都熬过来了，过着眼前这种富日子还口口声声说刚脱贫，不是太烧包了嘛！”
我看了子卿一眼，批评道：“子卿，大娘说你烧包，我听你那些话，也觉得你有点儿烧包，你承认不承认？”
子卿被他母亲和我说得脸上挂不住了，将烟按灭在烟灰缸里，起身走入另一个房间去了。
老人家说：“他不爱听咱俩的话，是不？”
我说：“是啊，他不爱听呢！”
老人家压低了声音，要求地说：“那你也得替大娘训训他。平时我一个月里难得见着他几次面儿。一句话他不爱听，转身就又走了！你有责任替大娘训训他。你们是从小一块儿长大的，当年亲兄弟般的关系，他不会真生你的气。”
我苦笑道：“大娘，他就是真生我的气，该说我也得说啊！悠悠万事，孝敬老人是第一桩大事嘛！”
老人家就动了感情，双手攥住我一只手，老泪汪汪地说：“他这不是等于把我当一尊菩萨似的供起来了吗？可大娘不愿当菩萨啊，大娘愿意当一个儿子的娘啊！不在眼前也就罢了。这明明就在身边的时候，想见都见不着，算怎么回事呢？大娘已经又十来天没见着他个影儿了！今天是因为你，他才稳下心在家老老实实等着。我还能当他几年的娘啊！一二十年后，大娘早没了，还扯什么穷啊富啊的呢？”
子卿母亲的话，让我也不免伤感起来，竟顿时同情起她老人家来。
子卿却在那间屋朝这间屋探过身，招呼我：“来来来，咱俩这屋聊。我娘是得了絮叨症，只要来个人，抓住人家的手，就絮叨起来没完，也不管别人烦不烦！”
我说：“我不烦，我不烦，我爱跟大娘聊聊家常嗑儿。”
子卿走过来，不由分说，将我扯到那间屋里去了。
那间屋也很宽绰。贴墙有一个巨大的鱼缸，里面养着些巨大的热带鱼。有种鱼我第一次见到，问子卿那是什么鱼。子卿说是银龙鱼，名贵得很。他鱼缸里那一对儿，是三年前花八千多元买的。我不禁咋舌，说八千多元，差不多可以买一台“画王”电视机了。子卿说他买的还算便宜，三年前，上好的有三四万一对儿的呢。又说它们生的小鱼也很值钱。这城市里许多喜欢鱼倒卖鱼的人家，都是靠他卖给他们的鱼苗繁殖的，几乎可以说是他为这座城市引入了一个新的观赏鱼品种。有些倒卖观赏鱼的人，等于是他“扶贫”起来的。他说这些话时，表情相当自得。看他那意思，两条银龙鱼，似乎早已为他“创收”不止八千元的三四倍了。它们都已长到快一尺长了，与其他几种我见过的观赏鱼相比，尤其显得是鱼中老贵族似的，在鱼缸里游得别提有多自在。我不知供观赏的鱼究竟还有多大的，反正就我所见到的而言，它们真是够大的了。至于那框架镀成金色的鱼缸，除了水族馆里的，我也没见过谁家有三米长一米半高的。它的占地面积，折算起来，比得上我家的厨房了。可不是吗，我家的厨房，也不过才三平方米多。
和鱼缸相对的一面墙，是一排书橱。从烫金或烫银的精装书脊，看得出至少四分之一的书都是豪华本。其中又有不少是典类，从《西方思想宝库》到《唐诗鉴赏辞典》《文学导论》《文学辞典》《中国著名文史学家辞典》《文心雕龙》《禁书大观》，等等。我有的，他的书橱里都有。我早想有而不可得的，书橱里也有。其余古今中外书籍，皆用有光泽的白纸包皮，书脊上用隶书体毛笔字写出书名。我问子卿究竟是用什么纸包的书皮，他说是用挂历的反面儿包的。我问他还有时间看书吗，他说哪里还有什么时间看书！不过是喜欢买书藏书罢了。说小时候喜欢书，买不起。如今什么书都买得起了，不买就觉得对不起自己似的。尽管买了也没时间看，说不过是圆了自己小时候爱书的梦而已。在正中那排书橱的最上一格，展开陈列着他小学和中学时获得的一切荣誉证书。当年那个时代就是一个又穷又寒酸的时代，那些证书制作得也非常粗糙。与那些精装的豪华的书典同置一橱，仿佛将两个时代拼凑在了一起。仿佛它们能加以证明的，并非它们主人的什么光荣，而是它们自身的某种“古董”价值似的。我忆起了子卿下乡前对他母亲千叮万嘱的情形。它们仿佛尤其在证明着当年一个穷孩子的母亲的责任感似的……
我站在书橱前，满腹沧桑地说：“大娘真是有心人，你当年嘱咐大娘替你保存着，没想到大娘就真替你保存下来了！”
子卿说：“我下乡后，我娘就把它们缝在枕头里了。夜夜枕着睡觉，能丢吗？”
我说：“缝在枕头里枕着睡觉，那多硬啊！”
子卿说：“是啊，我娘的颈椎病，就是这么落下的。如今还没治好。哪儿的医生都说，人老了，骨质也太老了，治不好了。”
我发现，在陈列着那些证书的下一格，在几位当代中国小说家的著作中，竟有我的十几本小说集或单行本儿。我立刻将目光移开，望向鱼缸。心里一时困惑，不知子卿怎么会将我的书也收集得那么全，而且抬举地放在他书橱最夺目的位置。近些年来，我常常自觉地打消向别人赠自己的书的念头。商品时代，人人都忙忙碌碌于为公为私“搞活经济”，读书似乎早已不是好习惯，而是怪癖了。大概就好比当年子卿总吃臭豆腐而被视为异端一样的吧？你把自己写的书签上名正儿八经地赠给别人，是不是意味着你在替自己做广告，怕别人不知道你又出了一本书呢？是不是还包含有希望别人“指正”“批评”和“拜读拜读”的动机呢？“指正”亦即“拜读”，“批评”亦即“拜读”。不“拜读”何以能“指正”能“批评”呢？总之，你赠人家书，就等于你在暗示人家读。读书必占时间，时间就是金钱，金钱重要如生命，起码重要性仅次于生命，往往排在爱情更排在友情前头，对许多现代人是第二位重要的东西。你暗示人家挤出时间读你的书，你不是强人所难吗？你不是大有谋财害命之嫌吗？
子卿也并没有主动告诉我他的书橱内有我的十几册书。看他的样子，似乎并不愿被我发现这一点。他不主动告诉我，我更装没发现了。
子卿站在鱼缸那儿喂鱼。
他一边观赏着他的鱼，一边说：“我小时候常听我娘讲，解放后，一些过去的有钱人，就是把元宝金条什么的缝在枕头里整天枕着的。当年，对我娘来说，我的那些证书，也许就像我家最贵重的一笔财物吧！”
我说：“子卿，你的藏书可比我的藏书多啊！”
他看我一眼，不无自得地笑了笑：“你想要的，抽出来，走时带走。”
我说：“君子不夺人之爱。”
他说：“书和书橱，对于我不过是一种室内风景。多几册少几册，没什么区别。”
他请我过去观赏他的鱼，说鱼其实和猫啊狗啊一样，也是认得它们的主人的。谁常喂它们，谁常观赏它们，它们就会对那个人脚步的轻重，那个人衣服颜色的深浅特别敏感。那个人往鱼缸前一站，它们就会浮上水面，摇头摆尾，表示它们的亲和。而不经常喂它们，不经常观赏它们的人若往鱼缸前一站，情形就很不相同了，它们就会受惊地往水底潜。
我说：“那它们现在怎么不浮上水面啊？”
他叹了口气，说他哪有时间常喂它们常观赏它们呢！
我问是不是他母亲常喂。
他说花钱雇人做这么巨大的鱼缸，养些名贵的鱼，一开始倒也不完全是图鱼生鱼可以卖钱，而是唯恐他母亲在家里感到寂寞烦闷，为他母亲买的。老人家倒不稀罕什么名贵的鱼不名贵的鱼，当初说养些金鱼就行的。可金鱼吃得多便得多，几天就得换一次水。这么大的鱼缸，换一次水够麻烦的。再说，来个人，一看他家养的居然是金鱼，他脸上也觉得不光彩。金鱼，现如今看来，已经被列为中国的“土”东西一类了。可这些名贵的鱼，老人家又喂不好。所以呢，不得不为它们又雇了个人，每天早晚两次，专来喂鱼，就像北京人雇“钟点家务工”一样。
我见他比刚才在客厅话多了，一时不悦的情绪也过去了，趁机劝他。
我说：“子卿，你呀，也别对你母亲的话太认真。我最知道你是个大孝子，你母亲心里还能没数吗？”
他说：“我不生我娘的气，我怎么能生我娘的气呢？不过，我也求你，替我开导开导我娘。她得体恤我这个儿子啊！可她不，不管谁来，她总当人家面儿责怪我。你我不见外，所以我求你。实话告诉你吧，我哪有二百多万，不过才一百多万。现在这个时代，引诱人逼迫人吹牛说假话。你说你有一百多万，人家却只跟你谈二三十万的买卖。你明明真的有一百多万，人家也是不信的。所以人家那儿先自给你打了折扣，只当你有五十万，只跟你谈二三十万的买卖。你说你有二百多万，说得信誓旦旦，人家一给打折扣，你在人家眼里，不过是个百万元的主儿。你有一百多万，你到处说你有二百多万，现在这就等于说真话了。因为别人一给你打折扣，正是你的实际情况。你说你有三百万，别人一给你打折扣，也算接近你的实际情况，也不算吹牛撒谎骗人。五十万左右，是在打了折扣以后的真话的‘合理浮动限数’以内，是司空见惯的说与信之间的原则，好比生产销售方面有‘合理损耗’的规定限数一样。现在哪儿有真话？没有真话！只有在合理的假话‘浮动限数’以内被认为被确信的所谓‘真话’。你明明只有一百多万，却到处说你有五百万、六百万乃至一千万，这才是吹牛撒谎骗人，才算说假话。因为大大超过了说假话的合理的‘浮动限数’。我有一百多万，我说我有二百多万，你以为听的人都会信吗？只有傻瓜才会信。他们一给我的话打折扣，得出的结论是一百多万，正是符合我情况的事实嘛！完全等于我并没骗他们。但如果我要真话真说，说自己有一百多万呢，在他们那儿结果就是五十多万了，反而意味着我是说了假话，骗了他们。我不愿骗人……”
他说时，我一直在非常虚心地洗耳恭听，却听得似明白不明白，甚至可以说听得越发糊涂了。
子卿问：“懂不？”
我老老实实地承认：“不懂。”
“不懂？”子卿抓住我手，将我扯至沙发前，样子很郑重似的问，“真不懂假不懂？”
我说：“是真不懂，不是假不懂，但也不是一点儿都没懂，是似懂非懂，懂得不那么彻底。”
“坐下，”他说，“你坐下。这你不懂不行，似懂非懂也不行，必须彻底懂。不彻底懂，那就未免太幼稚了。你是作家，好作家起码应该是半个社会学家。你坐下，你坐下……”
我坐下了，像一个小学生似的仰脸望着他。我竟很羞惭起来，竟真的觉得自己很幼稚了。
子卿不坐。他吸着了一支烟，退后几步，靠着书橱，注视着我问：“道家的太极图，你肯定是见过的吧？”
我说我见过的，由两条首尾相交的抽象的阳鱼和阴鱼构成一个实心的圆。白鱼代表阳，黑鱼代表阴，隐喻阳盛极而转化为阴，阴盛极而转化为阳。道家以此图阐述宇宙规律，也叫“阴阳图”。
子卿说：“我方才讲给你听的，其实就是现实生活中的‘道’。道家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咱们先别讨论他们那个‘道’究竟意味着什么，你也先别问我他们那个‘一’‘二’‘三’指的是什么。我今天只给你讲讲，从现实生活中，我悟出的‘道’。”
我说：“你讲吧，我洗耳恭听。”
他说：“其实道理也很简单。打一个比方，现在你回答我，一是几？”
我说：“一就是一嘛！”
他说：“如果现在没有人相信一就是一了呢？你能不能换几种说法？”
我想了想，回答他：“那就说是零点五的两倍，两个二分之一。”
他鼓励道：“对！看来你还不太笨。一就是一，这无疑是真话，是最简明的真话。可如今社会的许多方面，几乎一切方面，恰恰是最简明的真话，变成了没谁相信的话。那么，你再说一是一，你实际上得说几呢？”
我说：“零点五的两倍！”
他摇头：“这样说并不简明，简明的说法应该是说二。”
“二？”
“二！现在，进一步打个比方——你和我谈生意，我自然要问你有多少本钱。你有一百万，你怎么跟我说？”
“二百万！我有二百万！”
“正确！我呢，一听，不信，认为你在撒谎骗人。看你的样子还老实，估计你也不会撒一个弥天大谎。用‘合理的谎话限数’一分析，也就是把你的话打一个对折——二分之一真话，二分之一假话，那么用你说的二百万除以二，我得出了一个判断——其实你只有一百万本钱。这并不等于你在骗我。因为无论你对我怎么说，反正我都是不会信你的，都是要用‘合理的谎话限数’来分析你的话的。你说真话也白说。你坦白说真话，还会使我得出错误的判断。结果是你说了真话，反而会使我们俩都陷入假话的误区。比如你若照实说你有一百万，我当然还是不信，还是要用‘合理的谎话限数’分析你的话，估计你的话有一半儿水分。那么好，我就把你照实说的一百万除以二，结果得出的结论是你不过才有五十万。结果我们俩可能做成的一笔生意，反而因为我觉得你本钱少没做成。你说这怨谁呢？”
我说：“怨我。”
他说：“当然怨你。《聊斋志异》里有一则故事是《罗刹海市》记得不？”
我回忆了片刻，说记得的。书生马俊漂到了一个岛国。那里的人们以黑脸为美，以白净脸为丑。他们都觉得书生马俊丑极了，丑得像个怪物。他只好入乡随俗，从此也将自己的脸天天用炭涂黑……
子卿说：“如今咱们中国人在语言和文字表述方面所面临的窘况，和马俊的窘况是一样的。真话已经死亡。绝对的真话反而只能导致绝对的假的结果。提倡、表扬、表彰、鼓励，甚至重金奖励，都没了意义。说者早已习惯了说假话，听者早已习惯了听假话。就像《红楼梦》里那句话——假作真时真亦假。习惯了的现象，也就没什么不便，没什么可怕的了。但是，没有一个相对真的标准，人们也就很难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以及社交方面的活动。怎么办呢？需要有一个基本公式。我总结出来的，我叫它‘翟氏二倍法真话提取公式’。现在我再问你，你有二百万，你为了能使我相信你有二百万，你怎么对我说？”
我便不假思索地张口回答：“四百万！”
子卿说：“完全正确！”
他说罢抛给我一支烟。
我笑了，觉得自己其实也未必那么笨。
“有的报纸说，北京人均收入每月五百元，你应该从中得出一个什么接近真实的数据？”
“二百五！”
“好！很好！”
我说：“你再试试我！”
于是他又说：“假设今年不是一九九四年，而是一九九〇年，说咱们中国人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怎么理解？”
“十年乘二，起码二十年后！”
“某张报纸公布了十个方面的统计数字，以说明国泰民康，生产蒸蒸日上，形势一派大好，你将怎么看？”
“每个数字都起码除以二！”
“还登载了十个方面的统计数字，以说明人人心里都清楚，人人都忧患的一些事实并非杞人忧天，你又将怎么看？”
“每个数字都起码乘以二！”
“为什么都乘以二或除以二？”
“因为二这个乘数或除数，可以当成是假话的‘合理限数’，可以将真话从假话中提纯出来！”
“嗯，嗯，很好。你已经掌握了我说的‘道’，以后你这位作家，面对中国的种种现实，就不至于困惑，也不至于人云亦云，无形中做了假话的帮闲了！”
子卿点点头，表示满意。既包含着对我的领悟力的满意，也包含着对他自己的循循善诱的讲解力的满意。
而我，竟像一位考生，终于结束了面试答辩，从导师满意的表情中猜到自己一帆风顺，如释重负。
这时子卿母亲跟了过来，指着鱼缸又对我絮叨：“就说养的这些鱼吧，起初把我看着喜欢的呀！活到七十多岁，以前哪儿见到过这么好看的各种鱼哇！我最爱看的是‘红绿灯’了，晚上关了灯，鱼身上发亮光，一片片的红亮光从水里游过去，一片片的绿亮光从水里游过来，像解放前看的西洋景似的。楼上楼下的老姊妹们，也都爱过来陪我看。”
“娘！”
子卿皱起了眉头，不悦地制止老人家说下去。
可老人家那天却显得相当执拗，偏继续揭儿子的短：“后来那些大鱼生了许多小鱼，生的那个多呀！鱼缸里密密麻麻的，往少了估计也得有六七百条。我就赶紧往外捞，捞迟了怕被别的大鱼吞吃掉。小鱼缸里，盆儿里，桶里，瓶儿里，捞也捞不尽！我心里那个喜兴呀！不正应了‘富贵有鱼’那句话吗？我把楼上楼下的老姊妹们都找来看，看得人家也替咱们心里喜兴兴的，一个个脸上眉开眼笑。趁着我自己和人家都喜兴兴的，我就分给她们。这家十条，那家二十条。多呀，分给了她们也不见少。咱们中国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有忧自家愁，有喜邻家乐。’我和你母亲小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就是整天这么教育我们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你自己家里有了忧苦的事儿，你要尽量闷在自己肚子里，要愁就在自己家愁。别搅得四邻不安，好像人人都该跟你一块儿愁似的。可是你家里要有了什么喜事儿呢，那就不能瞒着邻居们，在自己家里独喜独乐的了。而要把喜气也分给邻居们一些，让邻居们都跟着你高兴高兴。我那些老姊妹当时一个个高兴劲儿的，都觉得我分给她们的少，都争着要呢！还开玩笑说，‘咱们也分了她家一点儿喜气，盼着今年沾光碰上什么幸运的事儿！’正分得热热闹闹的，子卿他回来了。你猜他怎么着？他当着我众老姊妹的面儿，竟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训我：‘别分别分，快别分了！你怎么也不问问我该不该分啊？放下放下，都放下！谁也不许拿走！一条也不许拿走！’我那些老姊妹们，一听都一声不吭地放下了，都一声不吭地离开了咱家。晓声你说说看，倒是让我这当娘的脸往哪儿搁？如今，我那些老姊妹，再也没谁到咱家看鱼来了。我呢，也再不好意思到她们家串门儿去了！我还能厚着老脸去她们家串门儿吗？”
我说：“子卿，这件事上你做得确实不对！你应该向大娘认错儿，现在就认个错儿！”
子卿红了脸嘟哝：“你别光听我娘一面之词！你不明白，那些小鱼的品种都挺名贵的。买一条大鱼的钱，也买不了一条那种刚生下的小鱼苗儿。别看刚生，可拿到鱼市去卖，几元钱一条呢！我娘她当时哪儿是分鱼，是在分钱嘛！这年月，谁家向邻居们分钱啊？”
“钱！钱！又扯到钱字上去！”老人家跺了下脚，“光钱是顶重要的吗？还是我那句话，钱这东西，多少才算是多呀？你把那些小鱼变成钱了吗？”指着儿子转脸又对我说，“他可倒好，花钱雇了个人到集市上卖！”
子卿不但红了脸，而且有些恼了，气呼呼地分辩：“不雇人怎么办？我自己到鱼市去卖呀！我要钱，可也要名声！我有那工夫吗？我的时间能用在那种挣小钱的方面吗？”
我阻止道：“子卿，你少说两句吧！大娘平日心里积郁了些话，没处诉，今天我来了是大娘一个机会，就让大娘说个痛快行不行？说得对或不对，咱们当晚辈的，笑呵呵地听着就是了嘛！”
子卿还算给我面子，将头一扭，不言语了。
老人家接着说：“结果呢，他定的价太高……”
子卿吼道：“不高！你懂什么价高价低的？”
我也冲他吼了一句：“子卿，你给我住口！”
老人家一怔，又跺了下脚：“不高？我不懂！我什么都不懂！我老糊涂了！反正是十几天内，也没卖出去多少条！”
“那是人们不识货！”
老人家又一怔，朝他啐了一口：“呸！就你识货！他花钱雇那个人，卖不动，不卖了，都给送家来了！那么多那么多，放鱼缸里被大鱼吃，放盆儿里桶儿里瓶儿里的，是常事吗？再说我也不会侍弄，没过几天，全死光了！我那个心疼劲儿就别提了。”
老人家愤愤地瞪着子卿，终于不再说下去。
子卿这才把脸转向母亲，尽量平静地问：“娘，说完了？”
老人家说：“今天想说的，说完了。”
子卿说：“你别指望人家晓声明天还来！人家是作家了，才不会天天有空儿来听你絮叨！”
他看看手表，站起来对我说：“走，咱俩找个地方吃点儿什么去……”
我说：“到吃午饭的时候了，大娘也得吃啊！大娘一个人在家多不好，咱们做点儿吃吧？”
老人家说：“你们去吃你们的，不用管我。子卿他为我雇了个人，天天来给我做三顿饭，收拾收拾屋子……”
我走时，老人家双手攥住我的一只手，不舍地说：“晓声，你就今天有空儿来看大娘一次？还有空儿来吗？”
“娘！你烦不烦人啊？”
子卿终于发火了。
“咱们走！”
他率先往外便走。
我只好一边跟着往外走，一边劝老人家：“大娘，子卿并不是个糊涂人。他做的事，您若看不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常言说得好嘛，儿大不由娘啊！”
“有空儿，可一定再来看大娘啊！大娘心里常闷得慌呢！”
老人家将我送出门，站在楼梯口，依依不舍地望着我下楼……
在我的建议之下，那天我们没到什么大饭店去，而是选择了一家清静的私营小饭馆，点了几样家常菜，从从容容地聊着等着。
老板娘是个比我俩年纪小的女人，三十多岁的样子，很有几分姿色。待客也很热情周到，听你说话时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你。仿佛你真是她的上帝，化了身来到这个世界上，当面向她传经布道似的。她自己说话时，未语先笑，一笑露出一口整齐的白牙，可谓唇红齿白。肯定地，她知道她那么一笑的魅力。她使你觉得她对你很亲爱似的。
怕我们等菜的时间寂寞，她笑盈盈地送来两本书给我们看。我接到手的是一本《黑衣儒侠》，梁羽生写的。翻看了两行，文字粗俗得不堪卒读。我肯定那是一种侵权行为的产物。心想我的一家子，如果亲眼看到有人冒充他的大名写出那么拙劣的东西，鼻子非气歪了不可！
我问子卿：“你那本是什么书？”
他朝我示了示封面——乃一本《麻衣神相》。他问：“想换着看？”
我摇头。
他笑了。
我也笑了。
只他那一笑，我仿佛觉得，往昔的子卿，我记忆里的那个子卿，和我共同在“脏街”上长大的穷孩子子卿，过去被“脏街”的所有母亲们交口称赞的拳拳孝子子卿，似乎和今天这个翟子卿，现实中这个翟子卿，坐于我面前的这个翟子卿，被叫作“华哥”或“大款”的翟子卿，使我非常想更亲近同时又使我不免感到那样陌生的翟子卿，终于是有一部分复合在一起了。
人，尤其是人，无论变化多么大，总是会留下些和他过去相似的地方。那可能是他的笑，也可能是他的哭，还可能是他恼怒时的样子，等等。我们其实正是从这些依稀的方面得出结论——某一个成年人确实是从某一个孩子长大的。否则，社会后来对某一个人的内调整加上外包装，将会使我们大大地怀疑我们小时候的一切朋友，不过都是产生于我们头脑中的梦幻罢了。
尽管三天前我们在那家高档饭店的豪华单间里终于互相认出后，他每望我一眼也似乎总在笑，但那是“后天”的翟子卿的一种笑。准确地说，更是一位被众星捧月似的口口声声叫作什么“华哥”的“大款”的笑。那笑有太多的被他们一致公认他像极了那个叫“詹姆斯·史都华”的美国佬的成分。
尽管在他家里他也对我笑过，但那仿佛是一种主人对客人的笑。充其量表示的是欢迎，而不是亲情。笑时有“但愿你生活得比我好”的意味儿。并且，他心里显然明明知道，我这辈子只怕是永远达不到他那么高的生活水准了。
我忍不住说了这样一句话：“子卿，你笑得还像你小时候那样！”
他的笑渐渐从脸上消失了。
他问：“怎样？”
我想了想，一时想不出一个更准确的词回答他，便岔开话，反问：“如果你现在还能挤出点儿时间看书，你希望看些什么书？”
他说：“关于富豪人物的传记。我对虚构的书早已腻味。书摊上都在卖一本《港台十大富豪发迹秘史》，卖得挺火，再版多次，你看过没有？”
我说我没看过。
他说他买了一本，说很值得一读，希望我也买一本研究研究。他用手指点点那本《黑衣儒侠》：“这类书我连翻也不翻。这类书是为那些民工、农贸市场的小摊主、守电梯的女工们出的，有什么看的？纯粹浪费时间和精力！”又点点那本《麻衣神相》，“这类书也纯粹是印满了铅字的废纸。这类书我曾研究过不少。不是看，是对比着研究过。宣传的全是尊贵贫富由命定的迷信。这本抄那本，那本抄这本。幸亏我不信，才有我翟子卿今天。”
我注视着他说：“子卿，我应该感激你。我对文学的热爱，是由于当年受你的影响。”
他也注视着我问：“你说的正话还是反话？”
我说：“当然是正话了，干吗说反话啊？”
他沉默片刻，又像方才那么一笑。更准确地说，是又像当年那么一笑。那一种笑很天真，很无邪。仿佛是刚刚从人的心灵里诞生出来的某种带有本身光彩的东西，还丝毫也没有被我们这布满了尘埃、污秽、细菌和病毒的世界所污染，只有纯情少女才会那么笑，而且只有小说中的或影视中的。子卿那么笑时有几分女性化。那可以认为是一种“返璞归真”的笑。我时常觉得我们如今的人，连笑都现代化起来了，都带有“后工业”的意味了。仿佛是从工业流水线上或从电脑中借鉴到人脸上的。不论男女，从十七八岁起就已经不可能天真无邪地笑了似的。一直到死也不可能了似的。
子卿说：“首先靠的是你的天分。当年，两个中学生，两个半大孩子，哪儿能谈得上谁影响谁啊！”
他将“影响”二字，说出几分强调的意味儿，仿佛他并不情愿承认。而当年的他的确影响过当年的我，尽管那可能并非是他的愿望，但那是一个事实。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想要否认那样一个事实。
先上来了一盘冷菜。他端起了啤酒。我觉得他在透过杯中泛着微小气泡的橙黄色的液体，胸有什么城府地审视着我。
我也端起酒杯，和他的杯碰了一下，同时肯定地说：“能！”
他向我摇了摇头：“那不过是你的主观结论罢了。”
我们彼此对视着，各自无声而饮。
放下杯，我又说：“你忘了？你当年曾对我讲过这样一个寓言——有两个人，一个人一门心思挣钱，另一个人一门心思写作。后来一门心思挣钱的人，用他挣的钱盖了一座大厦，而一门心思写作的那个人，呕心沥血，写成了一部书。几个世纪过去了，大厦倒塌了，而书流传下来了……”
他说：“我讲过吗？”
我说：“你讲过的。”
他说：“我不记得了，一点儿都不记得了。”
他说得那么庄重，甚至有些庄严。
我说：“我记得。”
他试探地问：“你后悔了吧？”
我一怔。
他说：“当年最想成为作家，也最有希望成为作家的是我，而如今我成了一个整天在钱堆里打滚儿的人，你却成了作家……”
我说：“你可以出来。”
他睥睨着我，似乎很困惑地问：“从哪儿出来？”
我说：“从钱堆里出来。如果你并不喜欢整天在钱堆里打滚儿的话。”
“想拯救我？”
他又笑了，已不再是当年那种笑了，而是三天前在大饭店的豪华单间里那种笑了。
他仿佛又变成了“华哥”。
我也笑了，也反问：“子卿，你觉得如今你还需要谁来拯救吗？”
他饮了一口酒，旋转着手中的杯，岔开话题说：“先不谈我了，先谈谈你自己吧。终年爬格子，卖文为生，你不至于认为我应该对你负什么责任吧？”
我说：“不。”
我回答得也很庄重，也庄重得近乎庄严。
他又透过酒杯研究我。
我说：“我明白了。”
他问：“明白了什么？”
我说：“你是不是挺怜悯我的？是不是还因为我成了作家，觉得挺内疚的？怪对不起我？”
他诚实地回答：“是的。”
我低声然而含有抗议意味儿地说：“其实大可不必。正像你并不觉得整日在钱堆里打滚儿很不幸，我也并不觉得终年爬格子很不幸。我可没产生什么想拯救你的念头，你也犯不着产生想拯救我的念头。”
我隐隐感到自己受了伤害。这伤害很轻微。如果我不是一个过分敏感的人，也可以认为它并没有构成伤害。但我是一个敏感的人。
于是我又说：“子卿，在你面前，我丝毫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值得你同情和怜悯的。我的心理也不至于失去平衡。我选择的乃是我适应的高兴的活法。让我再重新选择一次，也许我还会心甘情愿地选择写作生涯。子卿，我并不嫉妒你有二百多万，真的！”
其实我最嫉妒他的，正是他有二百多万这一点。
“真的？”
“真的。”
“二百多万实际上是多少？”
“一百万。”
“考考你。怕你又忘了我教你的‘真话提取公式’！”
我们互相凝视着，忍俊不禁，忽然都大笑起来。
这期间老板娘一盘一盘地为我们上全了菜。
我有些饿了，抓起筷子，毫不谦让地吃起来。
子卿默默陪我吃了片刻，放下筷子，吸着了一支烟。
“如果让我重新讲你说我当年对你讲过的那个寓言，”他以一种深思熟虑的口吻说，“我将这样来讲——几个世纪过去了，不，不需要几个世纪的漫长时间来证明，几年就可以了——一幢大厦拔地而起。它的建筑材料是现代的，建筑工艺是一流的，外观十分壮丽。它不是那么容易倒塌的，它能使人联想到‘永恒’这个词。几个世纪后，它肯定依然存在着。它成了一种文化，成了古迹。而那个一门心思写书的人，当他的书完成后，则需四处写信推荐自己的书，四处找门路请求出版社出他的书。而他的书并不像他自信和以为的那样经久流传，甚至根本就不可能流传。在书店的书柜上摆着，淹没在千百种的书的海洋中，低价处理也无人问津，最后被书店当废纸从书库里清除了。而在书摊上摆着的，封面积落着马路上的尘土，留下了一些翻过它的肮脏的指印。”
我听着听着，也不由得放下了筷子。
我说：“那是写得不好的书，正如偷工减料盖起来的楼。难道这城市里的每一幢楼都很壮丽吗？”
他递给我一支烟，并伸过打着火的打火机。看着我吸了两口烟后，他又说：“不好的楼，也是楼。只要没险情，就可以住人，起码可以当仓库。而不好的书，除了送回纸厂重新打成纸浆，还能干什么用？在我家里，你可能也发现了，凡是你写的书，我差不多买全了，而且都认真读过。我不敢武断地说你的书都一点儿价值也没有，但你以为它们会传世吗？”
我不禁面露愧色，无言以答。
“我反过来问你，情况好又怎么样？印一百万册，够多的了吧？开座谈会，评论文章见报，改编成影视，又怎么样？那不就是一年内的热闹吗？而今天，凡是能印一百万册的，不塞入大量媚俗的，甚至色情的、下流的、肮脏的，用你们的话叫作‘自然主义的人性描写’的内容，岂非天方夜谭吗？海明威以后，世界上又评出了那么多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你是搞文学的，你又能扳着手指头对我说出几个？今天，此时此刻，在这个地球上，哪儿在上演着莎士比亚的戏剧？谁在读雨果或巴尔扎克的小说？有几个法国的年轻人知道乔治·桑是谁？又有多少儿童还在喜欢听安徒生或格林兄弟的童话故事？谁还真的需要什么文学！一个现代人手捧一本小说在看的情形，你真的不觉得那是十分滑稽可笑的吗？比一头猩猩坐在电影院里看电影还滑稽可笑！”
我冷笑道：“你还可以顺着这样的思路发展下去——那个一门心思写书的人，比如就是我，终于无法靠卖文字养家糊口了，于是不得不去找那个一门心思挣钱并盖起了一幢壮丽大厦的人，请求他周济自己，好比他就是你。你念及过去的友情，大发慈悲，收留了我。让我当一名看电梯的员工，或者司门人。而我呢，发誓再也不对这世界上的任何人讲你当年曾给我讲过的那个寓言了……”
我说完，默默望着他。
他也望着我。
他问：“生气了？”
我说：“没有。”
我打定主意，吃完，拍拍肩，握握手，就告别。我当然并没生气。我知道他今天抽出他十分宝贵的时间，绝非是为了有机会当面嘲笑和挖苦我。即使他认为当年我也是一个伤害过他的人，二十多年了，他也不会耿耿于怀，以这么一种方式报复我的。我只不过觉得他变得太古怪罢了，古怪得我感到无法和他交流情感。我暗想，由穷而富了的人，尤其是由穷而富了的中国人，比如子卿这样的“大款”，也许是差不多都要变得古里古怪的吧？难道普遍的中国人，在他们眼里，都活得迂腐，活得窝囊，活得不开窍，活得有几分可怜亦可笑可悲吗？大概还有几分可鄙吧？
子卿塞了牙，向老板娘要牙签儿。老板娘转入柜台，大方地取了一袋放在我们桌角。
子卿拿起看看，问：“地摊儿上买的吧？”
老板娘倏地红了脸，大摇其头，说保证不是。
子卿说：“老板娘，这骗不了我。塑料袋儿上连个字都没有，肯定是地摊儿上买的无疑。地摊儿上卖的牙签是不消毒的。提供给顾客用，太不卫生。”
老板娘诺诺连声。
子卿又说：“就算我给你提个建议，以后不要再买地摊儿上的牙签儿。谁会用过了这一端，再反过来用另一端剔？这种两端尖的牙签，除了中国，大概在世界上哪一个国家也见不着。这是典型的旧中国农民心理的体现，似乎什么东西都要省着用。老板娘你以后要买那种一端尖的，记住没有？”
老板娘赶紧说：“记住了记住了。”
子卿又诲人不倦地说：“工艺品小店里就有卖。顾客吃到一半儿的时候，要主动送上来。每个顾客一包。人家走时，也值得随手儿带走。我可不是在找你茬儿。我这个人，对牙签儿也没那么多讲究。有时削尖一根火柴杆儿，也剔。我是在教你怎么样挣钱啊！”
老板娘嗫嚅地问：“那样的，多少钱一袋啊？”
他说：“不贵，才一元多。”
老板娘咋舌道：“那还不贵呀？如果十个人吃一桌，一人一袋儿，还兴带走，我们不就等于搭上十元钱吗？我们不过是一家私人小店，哪儿经得起那么做呀！”
子卿拉过一把椅子，指着对老板娘说：“坐下！”
老板娘犹豫片刻，自忖他不至于有什么越轨企图后，老老实实地坐下了。
从厨房朝外递菜的小窗口，探出一颗戴着肮脏的白帽子的男人的脑袋，朝我们瞪着。从那种虎视眈眈的劲儿，我得出判断他必是老板娘的丈夫无疑。
我在桌下暗踢子卿的腿，他却理也不理我。
他说：“老板娘，你也真死心眼儿，羊毛出在羊身上嘛！假如十个人吃一桌，菜盘上刮下十元钱谁看得出来？而对于来吃过饭的人，也许就因为那一元多钱的牙签儿，下次还来，你的‘回头客’不就多了嘛！人们并非都贪图你那一袋儿牙签儿。人们找的是一种感觉……”
老板娘的丈夫，从厨房转出来了，双肘支在柜台上，两只油腻的大手托着下巴颏，旁听生似的听着。
子卿又问老板娘：“就我们两个顾客，方才干吗不主动陪我们说几句话？”
老板娘又红了脸，讷讷地说：“没这习惯。”
“要养成这习惯。”子卿耐心地启发，“这叫感情竞争。没有这点儿竞争意识，生意能兴旺吗？”
老板娘想了想，似乎茅塞顿开，连说多谢指教之类的话，并回头大声吩咐她丈夫：“还愣在那儿干什么？再给加一道拔丝土豆！”又笑容可掬地对子卿说，“大哥，最后这道菜，算我们敬您的！”
子卿摆摆手：“那倒不必。”
说罢，捻出一根牙签。而那一袋儿，大大方方地揣入了西服上衣兜。
吃着拔丝土豆的时候，子卿又说：“现在的中国，遍地都是钱，哪儿还用到外国去挣？你知道我走在路上有种什么样的感觉？脚下软绵绵的，钱铺得比三层地毯还厚。在这个地球上可能再也没有比赚中国人钱更容易的事了。所以连外国人都忙不迭地到中国来赚钱！对全世界而言，想赚大钱不到中国来还能到哪去？这也许是上帝提供给外国人的最后一次赚大钱的机会了。这个机会肯定到本世纪末就为止了。”
我问：“那么对于咱们中国人而言呢？”
他反问：“电影《金光大道》，当年你一定看过的吧？”
我说：“看过。”
他说：“那里有一句话——谁发家，谁光荣；谁受穷，谁狗熊。现在的中国，正是这么样的一个中国。现在的时代，正是这么样的一个时代。”他向我伸出三根指头，加重了语气，“三年。我的看法，今后三年，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三年。三年内发的，那就算发了。发不了的，那就算错过机会了。而且，可能意味着永远地错过机会了。因为，前几年发财，只有一条规则，那就是，不必讲规则，无所谓犯规。什么叫犯规？没被裁判发现，那就是没有犯规。被发现了，那是运气不好，算你倒霉。何况裁判员的黄牌红牌，该对你举起来的时候，因为你把他‘搞活’了，也可以对你的犯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视而不见。不得已而为之的时候，该对你举起红牌，也可以只对你举起黄牌。该对你举黄牌，也许仅仅罚你‘点球’。现在情况略有不同了，开始由无规则而有些规则了。”
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机会白听一位“大款”给你上这么一堂课的。我竟听得有些入迷了。
“那将意味着，个人积累财富的限制严密了，严格了。机会减少了，变得更加宝贵了。做法也不得不瞻前顾后、谨小慎微了。没有规则的机会摆在眼前的时候，普遍的老百姓是没胆量伸手一把抓住的。怕是陷阱，怕触犯了规则。明明毫无规则，还怕触犯了规则，这多有意思。最后老百姓也动了野心了，也都想参与着‘搞活’了。每每就在这时，那规则好像冷不丁地就出现了。在刚出现的那一瞬间，当然照例要抓几只替罪羊，或者坐牢，或者杀头，以正视听。替罪羊绝不会是他们。他们转而又去玩儿别的了，又到别的没有规则的方面去进行‘搞活’了。所以，在这三年内，猪往前拱，鸡往后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吧！晓声，这些话，我平时，对别人是不说的。你我不是一般关系，我觉得，我翟子卿有义务点拨你个明白！别他妈爬格子了，别他妈卖文为生了。我知道你勤奋，稿费收入也还凑合。但靠一支笔养家糊口，太迂腐了吧？别他妈当什么作家了！那都是扯淡！活到四十多岁，我终于悟透了一个道理，你有钱，你不漂亮也漂亮了，你没有风度也有风度了，你没有气质也有气质了，你唱歌不好听也有人替你喝彩了！你的小说是臭狗屎，也能花钱辟专栏大评特评了！也能组织研讨会了！甩出几万元就是了！你在电影厂，美国电影《沉默的羔羊》一定看过。女演员朱迪·福斯特，为了获影后提名，准备将《好莱坞导报》的有关版面全垄断下来，聘请职业影评家和电影海报画家为她在新片《似是故人来》中的表演进行吹捧。这叫什么？这叫‘抬高自己’。有钱你才有资格抬高自己！花钱你才雇得到人抬高你！无独有偶，《纯真年代》的女主演，也不惜一切代价来确保自己被提名，花费了一千多万美元大搞宣传竞争。雇了十九个有才干的评论家，巧妙地恶意地贬低别的竞争对手。这叫什么？这叫‘打击别人’！有钱你就有资格打击别人！有钱你就能雇到别人替你去干你自己不能直接干的事儿！包括杀人！”
“你……你该不会……”
我吃惊不小了。
他一笑，接着说：“放心。我是决不会花钱雇杀手的，我也没仇深似海的仇人。我讲了这么多，无非是要使你明白——有钱能使鬼推磨！没钱连鬼都可以用鞭子抽着你推磨！请问，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其他东西比金钱的魔力更大？没有。根本没有了！”
他不容我插话，滔滔不绝。他已经不再动筷子。一只手握着酒杯，一只手握着酒瓶。一边大口大口地喝，一边自己为自己一杯一杯地斟满着。仿佛，他的那些关于世界、关于中国、关于金钱的思想，不是从他的头脑中产生出来的，而是从酒瓶里随着泡沫产生出来的。只有不停地喝酒，才能不停地论说似的。他的脸已经泛红。我看出了他已醉到五六分的程度。在兵团时，逢年过节，我们免不了也凑一起喝一回。当年是我喋喋不休，尽叙尽说，而他一个人闷着头独斟独饮。等我没什么话题可说了，他才不其然地说一句，常常出语惊人，见解刁钻，使我目瞪口呆。我没想到他如今变得口若悬河了。也许，他和他老母亲一样，平时也是太缺少向人诉说的机会了吧？
而我自己也有些醉醺醺了。
我反驳他：“有的！”
“有什么？”他眯起眼睛凝视着我。当一位哲学家面对一个大傻瓜而傻瓜竟反驳他的时候，哲学家可能就是像子卿当时那么一种样子。
但是我想我不是一个大傻瓜。他那一种凝视的目光使我恼火，使我的自尊心大受刺激。而一个自尊心敏感之人，半醉不醉的情况下，自尊心是更不可侵犯的。
我说：“你也听着，听我给你朗诵一首诗！”
“诗？哈，哈，朗诵诗！……”
若不是在饭馆里，而是在他自己家里，我想他当时一定会大笑起来的。
“你必须听！”我轻轻拍了下桌子，饮了半杯啤酒润润嗓子，便低声对他朗诵：
比金子更有魔力的
那一定是珠宝
比珠宝更有魔力的
那一定是钻石
比钻石更有魔力的
那就只有女人了
与美妙的女人相比
连魔王的魔杖
都不值一提了……
我朗诵时也凝视着他。在我的想象之中，子卿似乎便是一个魔王了。仿佛他正企图用他巨大的魔法迷乱我的心性，而我朗诵那一首诗是解除他的魔法的咒语。
老板娘斜靠柜台，交抱双臂，笑盈盈地望着我们，如同望着两个争强好胜的大孩子。
子卿缓缓拍手。
我说：“难道不是那样吗？”
他说：“诗倒不赖，但结论是弱智者的谬论。因为美妙的女人本身就是这世界上最为昂贵的一种东西，是金子、珠宝和钻石混合成的物质。美妙的女人在一切物质之上，所以你必须用比她们本身造价更高的金钱才能收买她们的芳心。加上这一层意思，才不失为一首起码自圆其说的诗。请问在如今的世界上，你还能找到一个又美妙又对自己美妙的价值浑然不知的傻女人吗？你有多少私有财产？哪怕你仅有一千万，你在本市登一则征婚广告试试看，全市美妙的女人非整天包围着你吵吵嚷嚷发誓非嫁给你不可！结了婚的也随时准备为你离婚甚至谋杀亲夫！待价而沽并非她们的可悲之处，在这一点上像你这样的男人们一直在犯着一个严重的错误！一直不明白没有人出得起比她们本身的价值高十倍百倍的价格买断她们，才是她们最大的可悲之处，才是她们觉得最失望、最沮丧和最不幸的事！……”
我一时被他辩糊涂了。但是想起了他老母亲希望我劝劝他的话，很有责任感地又说：“子卿啊，你母亲的话有一定道理。钱这东西，无所谓少，无所谓多。比起普遍的中国人，你已经可以算是能过上很体面的物质生活了！差不多就满足吧。别整天东奔西窜地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挣钱方面了！你母亲还能活几年啊？她渴望你有更多的时间陪陪她，这也属于老人对儿女的正常心理要求和情感要求嘛！守着你母亲过几年安稳日子吧！”
他又要了两瓶啤酒。
“三年，”他饮了一大口后，嘟哝地说，“三年之后，我一定听你的！这三年内不行。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挣钱的机会一次次摆在眼前，如果我自己没挣到手，我恨我自己恨得咬牙切齿！看着别人挣钱的方式不得法、不灵活，头脑转不过弯儿来，比如咱们吃饭这地方，我也忍不住要教导教导……”
我说：“子卿，不然你就投点儿资，也开个小饭馆，或办个小工厂，以后既能有固定的收入，又能有更多的时间关照你母亲，岂不更好？”
他将剩下的半杯酒一饮而尽，杯子往桌上重重一放，大不以为然地说：“那样挣钱，太慢了，也太操心了，纯粹是笨人挣钱的方式！”
我不禁朝老板娘瞥了一眼。她倒丝毫没显出不高兴的样子，反而给我们又加了一盘糖拌西红柿。
待老板娘走开，我低声问：“子卿，难道你对钱，真有很大的需求吗？”
他说：“是的！我有！”
我看他已醉了七八分。他的话几乎是恨恨地说出来的。我不明白他在恨谁？在生谁的气？生他老母亲的气？生我的气？或许他的老母亲和我，真有许多对他的不理解吗？或许他生他自己的气？认为在这家小饭馆儿陪我吃着喝着向我论说着的时间内，又有某些能挣大钱的机会，正悄悄地令人终生遗憾地从他身边溜走？可这也不是我的错啊！不是他在陪我，明明已经是我在陪他了呀！不是我在浪费他的时间，明明已是他在浪费我的时间了呀！
我决定什么也不劝了，我决定什么也不说了。
这时他冲动地抓住我一只手，向我凑近脸，以苦口婆心的口吻说：“晓声，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时代早已变了！难道你从来也不曾因为它的变化而感到过恐惧？没有什么东西能医治你的恐惧，只有钱，只有钱啊！你们作家与社会之间的传统‘蜜月’关系已经一去不返地结束了！你们这批‘上帝的宠儿’再也没有什么荣誉的糖果可以享用了！你们甚至失去了给你们分发奖赏糖果的上帝，你们已经沦落成了商品时代都市文明中的‘拾垃圾者’，难道你打算隐居到乡村去吗？”
我说：“不……”
声音轻得不能再轻。
“还是的！”他用另一只手在我头上摩挲了一下，如同一个大人爱抚一个终于变得懂事了的孩子……
“那么听我的，不要再迷恋什么文学了！不要再当什么作家了！不要再靠卖文为生了！看看今天的苏联，不，这该怎么说呢？苏联他妈的已经不存在了！苏俄文学，苏俄绘画，苏俄电影——我，和你，我们当年曾多么敬仰和崇拜啊！可他们的作家如今都在干什么？有点儿积蓄的隐居了，他们的社会不再需要他们了！没有积蓄的到处打工，有不少人变成了不得不伸手讨小费的人！还有的变成了‘国际倒爷’来到中国，大包小包的，情形像我们当年探家一样！‘倒’回去的尽是我们这边的假冒伪劣的东西！你知道有一次我碰到了谁？《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导演！《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导演啊！六十多岁了！我不信是他，可别人向我介绍正是他！他叫什么名字我是记不起来了，但向我介绍他的人决不会骗我！就是三天前和我们一起吃饭的那位文化局的副处长。还向我介绍了一位电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的编剧！那一天是我替文化局掏钱请的客，所以我成了真正的主人！他们听我说看过他们的电影，他们都哭了。他们对我毕恭毕敬的。你猜他们对我提出了什么样的恳求？他们恳求我为他们创造几次在中国挣钱的机会！哪怕教中国孩子学俄语他们都乐意。我没法儿答应他们的恳求。我没这义务。但我也着实从内心里可怜他们，临分手给了他们一人一千元钱，他们感激得没法形容。晓声，我可不希望有一天你也落到他们那种地步！自从见到了你，两天来我总在替你思前想后！对你，我觉得我有义务！有责任！不管你自己怎么想，反正我觉得我有！听着，你是另一个我！起码是另一半儿我！这么多年来我也常常回忆起你，我是为了劝你才浪费今天的时间的。可你还反过来劝我！你不是以其昏昏使人昏昏吗？如果我今天不能劝你改行，我今天的时间可是白耽误了！”
我心中不禁一阵热，眼泪顿涌。
对于我自己的今后，我并非丝毫没想过。我不是一个对时代的演变视而不见、麻木不仁的人。我不是一个天生的乐观主义者。恰恰相反，仿佛有某种与生俱来的忧郁情怀几乎始终追罩着我。即使在我觉得生活很美好，普遍的人们都享受着生活的美好的时候也是那样。但这决不意味着我便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了。忧郁和悲观，完全是两回事。我这么认为，忧郁是一种有时候可供自己领略的心理风景，而悲观不是，悲观只能腐蚀和破坏人的一切情怀，所以我常常本能地拒开悲观，尽量不使它在我的内心里发酵。何况，在十二亿中国人中，但凡是一个作家，则总归并不是最可怜最值得同情的人。作家的自哀自怜和过分的自我钟爱自我欣赏一样，是掺杂了太多的矫情的。
但我还是极大地被感动了，被子卿的话大大地感动了，被子卿对我的友爱感动了。在如今的现实中，除了你的亲兄弟，除了你的父母爱人或儿女，还有另外一个人为你将来的命运思前想后，当成是自己的命运一样操着份儿心，实在可以感到是一种幸福了啊。
我也不禁将自己的另一只手按在子卿手上。我们两个人的四只手交错叠按着。眼泪在我眼圈儿里直打转。
我们的脸彼此凑得很近。我们互相凝视着。子卿的眼泪也在眼圈儿里直打转。
天津《文学自由谈》的编辑李晶也是一位女作家。有一次她在给我的信中剖析道：某些知青之间的深厚的情感，是我们这一代人中极为特殊的情感标本。仅仅用“同代情结”来作结论，是肤浅的，不全面的，其中肯定包含着“同性恋”的心理倾向。今天倘不如此探究则便难以解释清楚——为什么当年两个男知青或两个女知青好得像一个人的现象司空见惯，而一个男知青和一个女知青或一个女知青和一个男知青之间却难能那样？即使他们暗暗相爱了，在他们的感情关系中，也总会有他的一个男朋友或她的一个女朋友充当着极其微妙的角色，甚至常常能左右他们感情的进展和结局。实际上，他的男朋友或她的女朋友，在他和她的感情戏剧中，往往在扮演着一个近乎“情人”的角色。他或她没有那样的一个“情人”，往往连对异性的爱心都是处于枯萎和干瘪状态的。
那时刻我凝视着子卿，连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就忽然联想到了李晶在给我的信中写的一些话。而我感到终于明白了的是——原来子卿他是我第一个爱过的人啊！从孩子到少年到青年，我们一直是在彼此呵护的关系中长大的。除了子卿，不曾有过一个女孩儿或一位少女一位可爱的姑娘取代过他和我的关系。反过来，他对我也是如此。从孩子到少年到青年，我们的感情园圃中都不曾有异性的身影驻留过。我们之间的友爱真的带有互相怜爱的色彩呢！
心里边这么想着的时候，我一点儿也未觉得羞耻。只不过觉得多多少少有些遗憾罢了，遗憾我们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的感情色彩回头观望竟是那么单调。对我而言，当年最亲爱最温馨的色调，除了我的母亲，再就是子卿涂在我人生画板上的了。对子卿而言，我当然也是那样的……
我又想到了鲍卫红。
她仿佛是一只蝴蝶，在我们共同的感情园圃中翩翩飞了一番，便不知去向地飞走了。留在我记忆里的只是一缕淡远的惆怅，不知留在子卿记忆里的是什么？我们之间从小到大最为深长的一道心理冲突的裂痕，归根到底是那个鲍卫红造成的。哪怕仅仅由于这一点，她也够使我难忘的了。
我听到老板娘的丈夫在柜台那儿低声发问：“他们怎么了？”
我听到老板娘这样低声回答她的丈夫：“不知道。我也没见过两个大男人会这样……”
我并未回头。
子卿也并未朝他们望。
我问：“子卿，那你要我改了行干什么呢？”
子卿说：“什么挣钱干什么！什么来钱快干什么！跟我一块儿干。我，和你。我们两个在一起，那我就如虎添翼了！三年后我保证你也可以像我现在一样积累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钱！那时，我们用我们两个人的钱，能在本市建立起一种类似王朝的金钱统辖范围！那时候我就是那个王朝的主教，而你就是国王！你要愿意当主教也行，那我就当国王！一个由主教和国王共同挽手统辖的王朝，才是一个理想的王朝！赋予宗教色彩的王权是完美的，赋予思想色彩和哲学意味儿的金钱才更具有魔力。”
我扑哧笑了。
我明白在当时那么一种情况之下我是决不该笑的。因为当时子卿的真挚和虔诚是不容置疑的。我也明白他当时对我说出的全是他的肺腑之言，而且于他，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妄言痴语，是深思熟虑后的人生设想……
但我还是忍不住笑了。
我一边笑一边回头朝老板娘瞥了一眼，是下意识使然。我猜她和她的丈夫从柜台那儿望着我们，听着我们从始至终几乎一直在谈钱，一定像在看两个“玩深沉”的小品演员在预演，一定早已感到我们太滑稽可笑了。
不料却发现她正手拿着一台小录音机，在暗中录下我和子卿的话！
我急了，大声说：“老板娘你……”
我顾此失彼，一时忽略了子卿在我笑后的反应。
啪！
一只酒杯摔碎在地上。我倏地将目光从老板娘身上转移向子卿，见子卿已离开座位站了起来。
“虚伪！”他指点着我，恼怒地说，“你！跟你一样的那些人，我见得多了！你们的话，我也听得多了！可你们实际上跟我一样！给你一套带花园的别墅，你不要？给你一辆‘林肯’，你不要？你做梦都想要！可谁给你？凭什么给你？你得买！拿什么买？拿钱买！钱从哪儿来？要靠自己去挣！钱不像雨点儿或雪花儿，能均匀地落在每个行人的身上！钱是这样一种东西，它自然而然地源源不断地往富人的衣袋里淌！于是穷人到手的每一个角子都将更多地沾有他们的汗水！贫穷是耻辱！什么是穷？和你这样的‘拾垃圾者’在一起，我是‘大款’！因而是比你在这座城市里还有知名度的‘华哥’！可是和另外一些人在一起时，我仿佛是穷光蛋！被人耻笑！被人轻蔑！有时候他们仅仅比你多二三十万元，就像比你多一条命似的！你仅仅因为比他们少二三十万元，就像在他们面前你是侏儒一样！钱就是这么有权力的东西！而你竟觉得我的话可笑！仿佛我是一个小丑似的！你们写的书里，你们发表的文章里，一贯装模作样地告诉人们，尤其是装出诲人不倦谆谆教导的样子，告诉孩子们青少年们追求金钱仿佛是一种罪过！教他们最虚伪地企图过一种与金钱无涉无染的生活！今天，在这个地球上，只有动物才与金钱无涉无染！而所有的人都知道金钱是唯一使人对生活充满希望的东西！是像玫瑰花一样美丽的东西！听着！金钱它代表着健康、俊美、力量、荣誉、高贵和尊严！正如它代表着疾病、软弱、耻辱、下贱和丑陋对它的需求对它的渴望一样明明白白！知道这话是谁说的吗？是萧伯纳！你还问我看不看书了？告诉你，自从我十几年前从书中读到了萧伯纳这句话，就刻骨铭心地记住了！就觉得其他一切书都没有一读的必要了！”
子卿他是大醉了。
我很后悔不该那么扑哧一笑，惹恼了他，又不得不聆听了他这么一大番教诲。我赶紧招来老板娘付账。这顿饭本是他请我的，不料他醉成这样，结果却成了我请他。
付过账，我严正地要求老板娘将录音销毁。
老板娘将录音机往身后背，嫣然一笑：“怕什么啊？我们这儿又不是窃听点儿，我们两口子又不是收集民间有害言论的！我们不过是觉得你朋友的话太深刻了，太明白太有道理了！录下来嘛，为的是以后经常听，反复听，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她的丈夫也说：“是啊是啊，我们绝对没有别的意思。我们就是想学习学习嘛！你朋友的话很符合时代的潮流嘛！”
我也顾不上和他们太认真，挽起子卿就往外走。
子卿一抡胳膊：“听着，都听着！老子……不是个没文化的人！对……社会……时代……老子也有……独到的见解！这个国家现在需要的，不是更好的道德！不是教我们怎样管理好自己灵魂的道德家！不是……他妈的冠冕堂皇的人权！不是自由、文化，不是一小撮人津津乐道的什么他妈的文学和艺术！不是怎样拯救堕落的同胞姐妹和迷途的同胞兄弟们！也不是上帝的慈悲、怜悯和他妈的什么仁爱！它最需要的仅仅是金钱！金钱本身就是生活！就是爱、情欲和性！就是最实在的实在之物！是统治一切男人和女人的至高无上的意志！这个国家最应被消灭的，不是……不是对神圣的亵渎！不是……不是蛊惑人心的虚伪的宣传、垄断、酗酒、瘟疫、卖淫、吸毒和艾滋病！而是贫穷！消灭贫穷！金钱万岁！”
老板娘和她的丈夫目瞪口呆……
我对子卿吼：“可耻！”
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他拖出门。
而子卿在门外仍高叫：“这就是我——一个拥有二百万的穷光蛋的宣言！一包金币多么美！钱柜多么美！如果谁的钱丧失光了，谁将号啕大哭！像父母失去了宠爱的独生子一样！”
我招手截住一辆出租车，将他送回了家里。
子卿母亲守在床边，低着花白了头发的头，端详着并抚摩着儿子的脸。那一时刻，老人家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都放射着无比慈爱的光彩。
我感到内疚极了。
我说：“大娘，真对不起，我劝他别喝那么多，可他……”
老人家回头问我：“喝的啤酒，还是白酒？”
我说：“啤酒……”
老人家说：“要喝的是白酒就好了！”
我一怔。
老人家又说：“啤酒，他睡一觉就醒过酒劲儿了。要是白酒，他兴许能醉上三天！我巴望他哪一次醉上三天。那样，我就能守着他三天，看着他三天了。”
老人家几乎掉光了牙的嘴一瘪缩，老眼中扑簌簌落下泪来，双手掩面哭了。
那一刻，我更加明白，对于一个普普通通的苍老了的女人，对于一位含辛茹苦了一辈子的母亲，她最最需要的不是金钱，而是一个她看得见抚摩得着的儿子！尤其是，当她的儿子实实在在地拥有了那么多钱以后，她是多么希望自己也能实实在在地拥有自己的儿子呵！
可是子卿的母亲却并不拥有子卿。
我在内心里怆然地诅咒着：“生活！生活！我操你妈的生活！你把我那么好的一个子卿改变成这样！你把一个可敬爱的老母亲唯一的一个孝子改变成这样！你这本身就已变得像最不要脸的娼妓一样的生活！我恨你！”
我忍不住想陪着老人家一起哭。
我怕我会那样……
我一转身冲出了子卿的家。
接连下了几天雨。
我终日将自己囚禁在宾馆里，一个字一个字地填写每页五百字的大稿纸。从早至晚伏案十余小时，每天也不过仅能达到两千余字的创作进度。子卿他像一个幽灵纠缠住了我。尽管那几天里我再也没去找过他，他也再没来找过我，甚至连电话都没打来过一次。然而当我写作时，却总觉得他就坐在我身旁或背后，脸上带着嘲讽的表情注视着我似的。有时我想象贫乏，思维迟钝，竟至于神经质地猛转过身大吼：“你走，不要干扰我！”
吼过之后，连自己也感到自己完全是在发神经，更加心烦意乱，写不下去了。
离出版社限定的最后交稿期日日迫近，我变得焦躁极了。原以为回到我的母亲城，于悠悠往事中寻觅旧情种种，可能会大大激发创作灵感，不料却是“劳思复劳望，相见不相知”。依稀的往事，都变作了都市靡华的风景！
我决定离开哈尔滨，赶快到黑河去。我在兵团当过一年多的小学代课老师，教过的一个学生如今出息了，当上了黑河市一家新落成的宾馆的前台经理。他给我来信说黑河今非昔比了，热闹多了。如果我去，能为我于热闹中安排一处靠黑龙江边的幽幽静静的下榻地点。我想所谓前台经理，大概就是“领班头儿”的意思。“领班头儿”安排个住处不会成问题，他的话也肯定不至于是夸口。我计划了一下，便于当日订了票。
下午三点多钟，我正躺在床上看书，有人敲门。开了门，见是一个陌生的小伙子。他很礼貌地问过我姓名，将一封信交给了我，说是“华哥”让他送来的。交了信，连我房间的门也没进，说自己还有急事要办，转身就走了。
信是封着的。我放下书，手中拿着信，想看又不太想看。
正犹豫，电话响了。
抓起一听，对方是女人。声音很亲切，然而又很陌生。语调款软，分明是南方语音。
“是晓声弟吗？”
我说我是。一时相当困惑，回忆不起来在这座城市里有哪一位女性自认为她有资格称我“晓声弟”。
“我是吴妍啊……”
“噢，妍姐，你好！你在哪儿给我打电话呢？”
既然她已称我“晓声弟”，我也就只好顺水推舟地暂且称她“妍姐”。怕真是一位年长于我，从前又与我或我家关系亲密的女性，由于我一时回忆不起对方是谁，而在语气方面首先就使对方受了冷淡。
“我在妈这儿给你打电话呀！”
“……”
我一时竟不知该说什么。因为我的母亲早已被我接去北京，和我住在一起了。
“晓声弟，你干什么呢？”
“没干什么，在看书。”
“晚上还有什么重要的应酬吗？”
“没有。没有什么应酬……”
“那，今天是她的生日。妈希望你来家里，陪她过生日……”
“这……”
“别这个那个的了！你可一定要来，啊？嫂子还没见过你呢！那边电话又响了，我得去接，见面再聊！你可一定要来呀！妈说你不来她会失望的……”
不待我再问什么，电话已挂了。
什么人呢？她先称我“晓声弟”，我只好诡称她“妍姐”，可她又强调自己是我“嫂子”！她说的“妈”又究竟是谁的妈呢？
我吸着一支烟，苦苦地想着。猛地就想到了子卿身上，该不会是子卿那口子吧？果而是她，那么当然便是我的“嫂子”了！她在子卿母亲家里给我打电话，对我说是“在妈这儿”，说“今天是妈的生日”，说“妈希望你来家里”，冲我和子卿从前手足般的关系，冲老人家和我母亲从前姐妹般的关系，冲老人家从前把我当亲儿子一样看待的关系，冲我们两家人的任何一种关系，都是并不唐突的啊！
吴妍——嫂子……
肯定是子卿那口子无疑了！
子卿这个混账东西！我们都见过两面了，他竟一个字也没对我提起过我的“嫂子”！最可恨是他喝醉了那一次！两个多小时内他滔滔不绝地只谈钱、钱、钱！却只字没向我透露他已结了婚！而我也只字没问。实则怕他是一个婚姻方面的失败者，无意间冒犯了他的自尊心。
我立刻撕开了他的信。
信很短。只几行字。
晓声，我因事已于昨日到外地去了。这一时期心情不佳，所以那天多喝了几杯，不曾想竟醉了。望勿见笑，亦祈勿见责。弟不晓古人云“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耶？然孜孜所劝，皆肺腑语耳！还望三思而又三思。但愿从外地回来，仍能再见到你。
我将信折起，揣入衣兜，又陷入了沉思。
我不知自己从黑河回到哈尔滨还能住几天。也完全可能从黑河去牡丹江，从牡丹江直接回北京。一旦又回到北京，没有极特殊的原因，至少一年内我是不会再回哈尔滨了。我和子卿，还有很多相见的机会。如果我觉得再见到他已不是一件高兴的事了，那么我从此避免见到他，对我似乎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了。从前每次回到这座城市因寻找不到他而产生的那种遗憾，却又因终于见到了他变得极其索然。我搞不清自己究竟是为什么？对子卿的话，更准确地说，是对子卿那些关于金钱的观点和思想，我并非全盘不能接受。面对现实独自深思时，其实我和那家私营小饭馆的老板娘夫妇是一样的，觉得他的话听起来虽然赤裸裸，虽然似乎鄙俗，但又似乎的确是属于从当代现实之中提纯出来的真话。起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真话。也许我的索然，只不过是对当代现实产生的一种索然吧？在子卿之前，没有另一个人和我像他那样谈到金钱。而现实的本质状况一经用真话道破，大抵总是难免令人感到索然的吧？
但子卿的老母亲还能活多少年呢？我和老人家，是见一面就少一面的了。
我不忍心让老人家失望。
于是我穿上衣服，离开了宾馆。
给我开门的是“嫂子”。
“我知道你肯定会来的！”
她笑着说，闪身将我让进门。我心中不禁暗讶——她从未见过我，怎么就那样自信不是将另一个登门的男人当成了我？
这是一个好看的女人。是的，我只能说她是一个好看的女人，而不想用“漂亮”或“美丽”之类的词形容她。在我看来，只有漂亮的小女孩儿，而没有什么漂亮的女人；只有美丽的女郎，而没有什么美丽的女人。一个女人在三十五六岁这种年龄，是既不可能“漂亮”也不可能“美丽”的，包括常做画刊封面人物的女明星们。她们在画刊封面或彩页上“光彩照人”的形象，一多半儿要归功于摄影师，一少半儿要归功于化妆师。三十五六岁的女人，被认为，尤其是被男人认为“是一个好看的女人”，乃是最接近她的形象的真实的。“漂亮”和“美丽”都是最难以持久的。而一个好看的女人则是一个最经看的女人。
当时我心头像被蝎子蜇了一下。
我暗想，从此以后我还是干脆重新斩断和子卿的关系吧！因为我不合时宜地想起了某位文豪说的一句话，他在一本小说的前言中告诫我们世俗男女——如果你交朋友，切记千万不能交在金钱和妻子这两方面都比你幸运的人，这一点反过来对女人们也是一样的。因为几乎没有任何一个男人或女人不曾在想象中让自己变成了他或她同时占有那两种幸运的朋友。而在这一种不可告人的想象之中，许多世俗男女不止一次地在意识里犯了谋财罪和非法占有罪。
当时我竟觉得在自己的意识里犯了谋财罪之后又已经犯了非法占有罪似的。
三十五六岁的女人中依旧好看的女人其实是并不多的。“嫂子”正是一个三十五六岁的女人。
我在门厅换拖鞋时低着头问：“你就是妍姐吧？”
我叫她“妍姐”叫得那么顺口，仿佛我已经不止千百次地那么叫她了，仿佛她原本就是我的一个“妍姐”，与子卿毫无任何关系。
“别叫我妍姐啊，你该叫我嫂子的！”
她又笑了。笑得也十分好看。
我脸红了。我心里想着该叫她“嫂子”而不该像在电话里一样叫她“妍姐”的，连自己也莫名其妙，不知缘何叫出来的还是“妍姐”而不是“嫂子”。也许，在我的潜意识里，在见到她这个好看的女人之后，本能地拒绝承认她和子卿的关系？
人的潜意识真他妈的是一个潘多拉的盒子啊！
我竟对自己的潜意识有点儿毛骨悚然起来。
我说：“是啊，该叫你嫂子的。可你没我大，可能要比我小上将近十岁呢！”
我这么说，无非是想使她认为，在我眼里，她其实只有三十二三岁。从一见面我就有一种企图讨她欢心的卑鄙念头。我拿我自己也没办法。
她说：“我今年三十六还不到，你今年四十四还不到，我只能算比你小八岁，那你也得叫我嫂子呀！”
这时我听到子卿的母亲在屋里说：“是晓声来了吧？大娘正念叨你呢，只怕你不来！”
我说：“大娘，你既然让嫂子打电话告诉了我，希望我来，我哪儿能不来呢！有再要紧的事儿，也得推脱开，也得先来这儿啊！”
说罢，回头望着“嫂子”，笑问：“是不嫂子？”
她也又笑了，说：“那是的嘛！”
男人的辈分低于一个年轻于自己十来岁的女人，男人在她面前总难免会有点窘的。这一种辈分和年龄之间的倒置，往往会使男人觉得自己陷入了一种滑稽的错误的男女关系。但倘她是一个好看的女人，情况则就不同了。年长于她的男人，内心里其实是非常欢迎这一种关系的倒置的。并且，往往会本能地利用这一种关系，企图将他对她的亲狎愿望戏剧化、情理化，并且权力化。
我自忖不是那种轻佻子弟，也不是那种见了好看的女人就心猿意马想入非非的男人。更多更多的时候，面对一个好看的女人，我是懂得欣赏的。我的欣赏的目光不使她们感到如芒在背，不使她们讨厌，于我也就满足了。只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我欣赏她们的同时内心里产生性方面的联想。即便在那样的时候我也并不觉得自己是个卑鄙之徒，因为那并非是我的错。每一个男人面对好看的女人时内心里都产生过性方面的联想，这已经是由科学的权威所作出的结论了。正如每一个女人面对一个可爱的孩子，必然会产生将那孩子抱起在怀里的热情冲动是一样的。
然而对于她，对于这个我该叫“嫂子”的好看的女人，我看她时的目光却不仅是欣赏的。这使我不敢多看她，却又忍不住要多看她一眼。
子卿，子卿，你对生活还有什么失意？如果我是你……
我想象着如果我是子卿，我将会怎样地去爱这个好看的女人，而不是像子卿一样，撇下老母亲和好看的妻子整天东奔西窜去赚钱，仿佛全世界的印制钱钞的机器都将永远地停止了运转似的。
就算是那样吧，有这么一个好看的妻子长相厮守，哪怕是粗茶淡饭，哪怕是低矮茅舍，哪怕是一份最被人瞧不起的工作，又都算得了什么呢？钱多钱少又有什么恐惧不恐惧的呢？
我一经在内心里那么质问子卿，一经想象着如果我是子卿，顿然我明白了我自己，明白了我对这个好看的女人究竟为什么一见之下就心荡神摇——原来仍是嫉妒这条毒蛇在我内心里作祟！
路上我绝没有想到子卿会有一个这么好看的妻子。我的同代人已经普遍开始变老了。我们的妻子普遍地比我们更早地就开始变老了。她们早已由当年的少女变成如今年轻人眼里的“大婶儿”了，起码也是变成了“阿姨”了。她们早已腰肢浑圆，减肥药对她们已不起作用了。她们早已容颜憔悴，头发失去了光泽，一切高级的“养面奶”或“美发液”对她们已没有意义了。走在路上时我以为我将要见到的嫂子必是她们中的一个，没想到她和她们是那么不同！对普通的中国男人而言，大概再也没有比一个野心勃勃的“大款”同时拥有一位好妻子这种事儿更令人愤愤不平的了！那一天我不得不承认，我是普通的中国男人中心理承受能力极普通的一个。我对“嫂子”的种种非分之想，也许只有三分之一是个好色之心未泯的中年男子对一个好看的妇人的苟且念头，而三分之二是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的强烈的嫉妒。如果子卿他光只是有钱，我还能尽量摆平自己内心里对他的嫉妒。可他不光只是有钱，他还有一个好看的女人做他的妻子。我在想象中对她产生的种种苟且念头，包含有我对子卿，并且通过对子卿，进而似乎对一切暴发而富的“大款”潜意识里的，即使不能“共”他们的“产”，也不妨“共”他们的“妻”一回的“革命冲动”……尽管我得称她“嫂子”！尽管子卿是我从儿童到少年到青年时期的手足般的兄弟！
“嫂子”的身高在一米七三至七五之间。我是须眉中的小男人，身高对外宣布一米七。我自己心里最清楚，实则仅有一米六九。我想她若不是穿的拖鞋，穿的是高跟鞋的话，那么和我站在一起，肯定会比我高出半头。我若想看着她的脸和她说话，只有仰视她了。
“嫂子”的皮肤很白皙。正是北方最热的八月里，她穿着无袖的鸡心领的小衫子，浅粉色的，和一条蛋青色的裙子。裙裾不算太短也不算太长，刚及膝部。她的两条裸臂修长，双手和手指也修长。她的两条小腿很挺拔。腿和臂都白得像漂白过了似的。她的脸尤其白皙，皮肤细腻得嫩润无比，细腻得闪耀着如蜡的光泽。眼睛很大。鼻梁很端正，很高。她的嘴唇很红润。我看出那是一种天生的红润，并没涂唇膏。她的脸上也没有丝毫化妆过的痕迹，没修过眉，也没描眉。双眼皮更不是外科美容手术制造出来的。她浑身上下没有现代都市女性的脂粉气。整个人仿佛从里到外显得那么干净，那么清爽，那么优雅。
这是一个天生好看的经看的女人。她身上除了衣物之外再没有任何多余的零七八碎。没戴项链，没戴耳环，没戴戒指。我原以为她胸前的什么菱形的东西是一块白玉胸饰，却不是，而是她的衫子上开出的裁口儿，是她颈下透出的菱形的肌肤。
子卿的母亲照例盘腿坐在床上。老人家似乎不习惯坐沙发。老人家将我唤过去，拍拍床，也让我坐床上。我不好意思坐床上。
老人家双手攥住我一只手不放，嗔道：“有什么好意思不好意思的？这儿不就是你另一个家吗？我不就像你另一个娘似的吗？你坐在沙发那儿我跟你说话不近便。脱了拖鞋，给我乖乖坐床上！”
我只好脱了拖鞋，坐在床上。
老人家见我侧身坐着，两腿垂在床下，仍显出不高兴的样子，问：“你不习惯盘腿坐着吗？”
我笑了，只好学她那样，盘腿坐在她对面。
老人家也笑了，说：“咱娘俩儿这样才近便嘛！”
“嫂子”此时已扎上了围裙，问老人家：“妈，我给你抻长寿面行不？”
老人家说：“行啊！怎么不行？小孩子过生日，要吃蛋糕什么的。老太太过生日，还是吃长寿面对讲究。”
“嫂子”微笑地瞧着我说：“那，就有劳你陪妈聊着了，我到厨房去做。”
我说：“嫂子，我给你打下手！”
她说：“不用不用。请你来，就是希望你能陪妈聊聊，你还是陪妈聊着吧！”
老人家也说：“她一个人忙就行，俺这媳妇麻利着呢，咱娘俩就等着吃现成的吧！”
“嫂子”听了老人家的夸奖，贤惠地笑笑，转身离开客厅，到厨房去了……
老人家向我俯着身，悄问：“你觉得你嫂子咋样个人儿？”
我说：“嫂子好啊！”
老人家又问：“你觉得哪方面好？”
我说：“大娘，这还用问吗？嫂子人长得好，看来性情也好。这是您老的福分呀，大娘！”
我故意将话音说得很高，希望在厨房里的“嫂子”能听到。我想她肯定是听到了的。
老人家长长叹了口气，心有无限忧苦地说：“是啊，是个百里挑一的好媳妇呀！凡是见着过她的，没不夸她好的。你说这么好的个媳妇，咋就还拴不住子卿他的心呢？他咋就还常在外边拈花惹草的呢？”
我说：“大娘，我想子卿他不是那样的人，不至于的吧？您是不是片面地听信了别人的什么谣言呢？”
对老人家的话，我当时真是有些不信。在我想来，子卿他的全部心思和心机，都动用在怎样两三年内挣到更多更多的钱方面了。这样的一个男人，纵然原本是个好色之徒，又哪儿能匀出时间和精力去拈花惹草呢？何况子卿原本就不是一个好色之徒。何况如今的那些个脂粉女子，又怎么能比“嫂子”更使一个男人爱恋呢？
老人家又叹了口气，扑簌簌掉下几滴老泪来。
我掏出手绢儿替老人家拭去泪，安慰道：“大娘，您千万别信什么谣言。树大招风，子卿他如今在市面上也算是个人物了，凡是个人物，飞短流长总是难免的嘛！如果连您老人家都信了，您让嫂子她心里可该怎么想呢？”
这一番话我是说得很轻的。我不愿让在厨房里的“嫂子”听到。唯恐我和老人家的倾谈内容，损伤了“嫂子”的心。
老人家似乎明白我的顾虑，一只手仍紧攥着我的一只手，另一只手在我那只手背上轻轻拍了拍，无限伤感地说：“咱娘俩聊这些没关系。大娘是真没把你当外人啊！除了跟你，大娘跟任何一个外人，能聊这些的吗？聊得出口的吗？我是当娘的，自己的一个儿子，我怎么就那么脸皮厚，不怕跟人聊这些让人笑话呢？大娘也只有跟你聊哇！再说你嫂子早都知道了，我知道的她都知道，我不知道的她也知道。一桩桩一件件，比大娘知道得更清楚。”
“嫂子她……知道？”
我的话音低得不能再低。瞧着老人家那张忧苦的脸，我不由得想起了老托尔斯泰那句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潜意识里蛰伏着的，对这个百万富翁之家的需要极高超的技巧才能掩饰得住的强烈嫉妒，顿时被对面前这位老人家和那个在厨房里为我们忙着做饭菜的，我该以“嫂子”相称的好看的女人的同情抵消了大半。原来人的嫉妒之心竟是这么容易消解的。只要我们从我们所嫉妒之人的身上，或他的家庭获得到也存在着所谓不幸的根据，我们仿佛立刻就变得极富有同情心似的。而同情别人的自我感觉，又总是比嫉妒别人的自我感觉良好得多。
“能不知道吗？两个多月前，有一个十八九二十来岁的姑娘，被她爸和她哥陪着，到这儿来找子卿，接连找了几天没找到。还到你嫂子单位去找……”
老人家又落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