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抓与放的区别之外，大顺这边的南洋贸易公司，与西欧的东印度公司，还有另一个巨大的区别。
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于印度收地租作为重要收入之前，英荷的东印度公司，基本上还是一个靠进口赚钱的公司。
整个东印度地区，毕竟不是非洲，欧洲本土的货物其实很难卖出去的。至少此时，不论质量还是价格，西欧商品除了军火，实在是没啥优势。
而大顺的南洋贸易公司，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以进口为利润目标的公司。
当然，目标也不只是简单的出口，而是以扩张市场为目的的。
英国工业革命之后，东印度公司就基本解散了。
除了东印度公司自身的问题外，主要还是与英国本土的经济基础不契合了。
当工业革命爆发，英国需要的，是扩大市场、是出口，有喊自由贸易的资格了，这时候搞垄断专营和把控进口原材料的东印度公司，迟早要死。
但大顺这边要组建的南洋或者叫西洋贸易公司，从现在开始，就要承担1820年英国政府的职责，向外扩张、扩大市场、扩张销路。
刘钰可以确定，短时间内，除了原材料外，进口基本没有能赚到钱的东西。
大顺虽不是法国，没有明确的“科尔贝尔主义”指导，但利润的引导下，这几年也逐渐开始搞一些进口替代的本国商品。
包括欧洲那边非常有优势的钟表等，虽然质量还是不如，但是广东、松江等地，已经出现了本地产业——本国的能凑合用，和根本没有，区别还是挺大的。
至少让大顺这个“只吃不拉的貔貅”，更加的难拉出来。
至于真正能赚大顺钱的东西，都是此时的“高科技”，比如航海钟。刘钰倒是希望大顺能白银外流，买一堆航海钟，问题是人家根本不卖。欧洲那边对出口管控非常严格，甚至连非常好的产毛的西班牙羊，都在管制名单里。
这种区别，或者说此时大顺和英国经济基础的区别，导致了这个即将成立的南洋或者叫西洋贸易公司，从一开始，必然是侵略性和进攻性极强。
他们就算主观上想当买办，客观条件也不允许。买办现在买一堆英国呢绒，不是把大顺的纺织业搞垮，还是能把自己搞破产。
这些客观条件，使得他们不得不具备极强的进攻性，对外扩张。
对大顺这些商人阶层的进攻性和侵略性，刘钰是很有信心的。不管是之前的有人就海商、没人就海盗；还是强买强卖、冒着炮击在日本走私……虽然都不是什么好词，但这都证明了他们的“开拓精神”。
所缺的，就是将力量与资本整合起来，以及朝廷在背后的巨大支持。
朝廷支持，就是所谓的“抓”。
现在刘钰用“放”，来坚定这些商贾的投资信心。
而“抓”本身，对大顺而言，这就是个根本不用强调的事。
所以，此时朝廷要“抓”，对这些商人而言，也算是一种信心来源。就像是当初跟着刘钰去日本、在下关海峡纪念因为走私而死的儿子的那些海商，问他们最想要的是什么，在一定的时刻，他们最想要的一定还是朝廷亲自下场。
抓与放的均衡点，不好掌握。刘钰也没说自己就是朝廷这边的公司督办，但这些商人基本默认就是刘钰，所以的“抓与放”的这个均衡点，也是充满信心。
如此一来，刘钰见这些商人已经开始讨论朝廷居然要搞督办和董事会双重中心的组织结构，便道：“之所以我要先问问你们，到底多少年息，你们才愿意投钱。”
“便是因着前几年朝廷督办，这等于是朝廷给你们打的包票。到时候，若是拿不到这些股息，不说朝廷，我自己是要贴补的。否则的话，朝廷的信誉受损，日后想要做事就更难了。”
“你们再论一论。”
刘钰的信誉还是足够的，主要是因为都知道刘钰手里确实有些钱，而且至今为止也没对商人阶层搞各种欺骗。
他既然都这么说了，一众商人们心里也就更加有谱了。
桌上，几个商人小声道：“鲸侯既这般说，他的话还能不信吗？他的意思，我也听明白了。”
“如今朝廷的意思是要督办暂时监管，大权一把抓。这刚下南洋，驻军、巡查、缉私、准备货栈等等，这些都要钱。做生意，肯定是要投本钱的。”
“前几年，这本钱定是有些大。朝廷既派了督办，那便是担了责任，是有承诺的。如此，这几年的股息，当不会太高。”
“不过，日后的事，谁也说不准。即便都知道日后赚钱，但……是吧？”
他这一个“但”，后面啥也没说，直接问了句“是吧”。
同桌的人都是商贾，哪里不明白他这个“但”后面想说什么。
无非是如今鲸侯在，说话肯定是算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