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素的正统论和立信论是很难懂透彻的，所以刘备学几次无法完全掌握很正常。
法正为代表的朝臣，学完之后依然难以区分“兵者诡道”和“立国以信”之间的界限，也是依然模糊的。
尤其是分歧于“对于失信、耍诈过的敌人是否能以暴易暴？如果能，又该做到什么程度？是不是可以彻底不择手段不讲下限了？”
包括后世很多秦粉，一旦陷入狂热，就拿“六国也不是白莲花，大家半斤八两”来和稀泥。
这就必须把原理说清楚。
李素非常诚恳、循序渐进地跟刘备分析：“秦汉以来，治国先以韩申、后以黄老、末尊儒术。但韩申之便，久为人君所难割舍，所以偏重术、势以害法的权宜之计，屡见不鲜。
孟子以人生而有四善之性，倡信义。荀子以人性分为性、伪两部，性恶而伪可善。然此二论在百官、学士之间多遭阳奉阴违，多因读书人看透了大汉‘儒表法里’，宁可信韩非对人性之判断。
依韩非之言，‘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恶行为人所知，便会为人所防，智谋发明新诈，被骗者下次就会更加提防，互信便已不存。故争于气力之时，智谋之用尚且衰微，何况道德。
孝直此番学信义之用，到了实践施政时却再次动摇，认为‘对付本身历史上也曾使过诈的敌人，就可以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说白了，就是被韩非的‘当今争于气力’论所诱，觉得越到后世，道德愈发沦丧。所谓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人君倡导信义，也终究只是一时肃清风气，不得长久。
所以，要破除这种邪念，关键是要分清信义之用的界限，并且分清人性善恶的界限，从孟、荀、韩三论中寻找真谛。陛下若是有暇，臣愿由实向虚，先论实政，再论纲常。”
刘备听到这儿，也是放下筷子，正襟危坐：“贤弟尽管细细道来，今夜朕也不觉困倦，不把此中道理想透彻，怕是难以入眠。”
李素就先还是从秦始皇和六国时期的实例，来分析无信的法理对错细节：
“臣还是以孝直质疑的秦亡说起。春秋战国五百年，可谓就是一部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典范，每到末世，道德愈发沦丧。
所以，要在最后的七国里，找出一个‘完全没有使诈失信过的国家’，还真是找不出来。所以从纯粹的信义论角度来说，活下来的七国，多多少少都有可亡之罪。真正的君子国，早就如宋襄之仁的宋国那样灭了。
但如若天下为政修史者就停留在这个层面、和稀泥，学韩非崩坏道德，那人性和治国就真没救了。我辈治学穷究天道，当然要分清其中恶性程度，尽量扬善褒恶。
所以臣苦学剖析，得出诸国‘无信之恶’，也是有本质不同的。这个分界线，就是是否试图‘灭史灭法’。换言之，无信有两种，一种是愿意付出失信代价的无信，一种是不愿意付出失信代价的无信。
前一种无信，多多少少是免不了的，是人之常情，不可苛求。正所谓人孰无过，人一辈子怎么可能一句谎都不说、所有说到的事情都信守诺言？
而一味崇尚韩非之学者，就喜欢抓住这点攻讦人性，认为所有人都只是失信程度轻重，本质并无区别。然后鼓励所有人都无信。
但我们必须看到，这种‘无信’是会付出代价的，而且绝大多数已经付出了代价，换言之，这种无信，只是一个与‘天道大义’的交易。
很多人是知道自己做不到诺言，或者说谎，会付出什么代价的，而且愿意付出这个代价。
这种时候，对于其无信，只要依法处置、依天下公义讨伐，赎清其罪即可。
六国历史上失信的时候，他们知道自己会被‘天下公义’惩罚吗？这是知道的。
齐趁燕王禅让偷袭伐燕，为天下共不齿，后来齐为乐毅反扑，几乎亡国，就是付出了代价。
其他例子还有很多，但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做出失信行为时，是有一套‘国际法’或者说‘天下法’来惩戒他们的，他们知道逃不脱天下的谴责、
秦之失信，则有明显的膨胀过程。早年的秦，也不敢失那些导致天下全体反噬过猛的信，但到了晚年，变本加厉，有很多无信就是因为认准了‘这是最后一战，历史将终，从此再无天下法可以约束’，而额外失信……”
这个道理比较难讲清楚，李素足足花了很久，把自己的现代语言换成古代例子，中间还有诸葛亮帮他完善，才算是让刘备听懂。
不过，李素后面这半段话，如果用现代语言说给其他上帝视角的看官看，那就是很容易理解的了：
有现代法治理念和接受过基础法理学教育的，都知道，法律说到底也只是一场“强制约定交易”罢了。
换言之，法律立在那儿，甚至包括国际法原则、国际公约立在那儿，是让人不去“犯法”的么？
当然不是，如果一个人有思想准备，知道他犯某个法会受到法律的惩罚，但他就是苦大仇深非干不可，想得很清楚，
哪怕他知道报仇之后要被枪毙，他还是去干，那他就是在做一场“法定交易”嘛。